陳寅恪的名氣畢竟比向達大。所以多年以來學界一直將1964年陳、向兩人的會面說成是向達專程南下向陳寅恪請教。但實際上兩位一流學者的聚首內容要廣泛得多。向達無疑談到了他研究的艱辛，談到了諸如沒有助手幫助整理與抄寫資料，以及查閱資料極不方便的種種困難。六十年代一個摘帽“右派”所能經(jīng)歷的艱苦，向達都談到了。于是，在陳寅恪贈向達的詩中有這樣引人注目的兩句，“吾有豐干饒舌悔，羨君辛苦綴遺文”。陳寅恪表達了甚為欽佩向達的心情，并沒有內藏太深奧典故的一句詩，內含的情感卻是多么的深厚！

現(xiàn)在所知，向達晉謁陳寅恪時他的龐大計劃中的第一部分——出版影印本的編輯工作已初步完成，成書期日可待。故此，向達此行有向陳寅恪征求意見、請教一些疑難問題的意味。當年中華書局一位主要負責與向達聯(lián)系的年輕編輯謝方，在三十年后回憶，向達廣州之行，主要是就《大唐西域記》中一些涉及梵文的問題請教陳寅恪，因為懂四門外語的向達對書中的一些梵文也拿不準。

中山大學畢竟遠離京華，向達的到來，在歷史系引起了震動。3月24日，歷史系安排向達專門作了一場報告。在毛澤東已多次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中國有可能出修正主義”的1964年，中山大學歷史系仍以熱情的筆調記錄下向達這場報告的主要內容，可證向達在當年受到的歡迎。

在這場題為《敦煌學六十年》的報告中，向達談了五大內容：一、敦煌的歷史與地理；二、敦煌石室藏書及其他遺存的發(fā)現(xiàn)；三、石室藏書及其他遺存有助于中古歷史的研究；四、三種古代宗教經(jīng)籍的發(fā)現(xiàn)與西域語文的發(fā)現(xiàn)；五、敦煌學研究的將來。

據(jù)說，向達一向訥于言，“口才不好”，屬講課效果比較差那一類。但向達在中山大學所作的這場學術報告，卻有如潤物的春風。二十年后，中山大學歷史系出了一位研究敦煌學卓有建樹的學者姜伯勤。那年，三十不到的姜伯勤，以青年教師的身份聆聽了這場報告。

向達在廣州至少待了十七天以上。直到4月2日，向達還第二次接受了歷史系的邀請，參加了一次座談會。在這十數(shù)天時間里，向達多次上門與陳寅惆密談”，內情無人知曉。在這十數(shù)天時間里，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而遭連降數(shù)級的端木正，曾陪著向達游覽了廣州出名的佛教勝地光孝寺與六榕寺。光孝寺建于東漢末年三國時期。千多年來不少海外高僧曾到此傳教譯經(jīng)。公元676年，禪宗六祖慧能到寺與僧人論風幡后削發(fā)受戒，故該寺至今仍存“六祖殿”等古跡。向達在廣州的游覽，仍是圍繞著“辛苦綴遺文”。

帶著一份情誼與收獲，帶著陳寅恪的期望，向達要起程北歸了。歷經(jīng)世事變遷，向達再次獲得陳寅恪的信任。在向達來訪期間，陳寅恪寫下《甲辰春分日贈向覺明》三絕句。這份信賴，自五十年代后期，京華的學人已甚少有人獲得?？v覽陳寅恪晚年題贈的詩作，除了少數(shù)有世交之好的親朋戚友外，便只剩下幾個引為知音的摯友了，如冼玉清、吳雨僧、蔣天樞、向達等。茲錄此“三絕句”如下：

其一慈恩頂骨已三分，西竺遙聞造塔墳。吾有豐干饒舌悔，羨君辛苦綴遺文。其二梵語還原久費工，金神寶枕夢難通。轉憐當日空奢望，竟與拈花一笑同。其三握手重逢庾嶺南，失明臏足我何堪。儻能八十身猶健，公案他年好共參。

據(jù)向燕生回憶，其父曾述詩篇是唐筼親筆所錄并親自送去中山大學招待所交給向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