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壽愷在廈門閉居一年多，其間他多次有機會移居香港，但這位當時已有名聲的內(nèi)科教授，已決定后半生留在大陸，迎接新時代的到來。其年四十四歲，在四十年代以其精湛的醫(yī)術先后為吳鐵城、戴笠、陳立夫等人看過病的周壽愷，作出這樣的選擇，對后人考察1949年前后中國知識分子對家與國前途的思考，又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證。

1950年，周壽愷受聘嶺南大學醫(yī)學院，舉家遷到廣州。大概這時已沒有人知道，周壽愷的岳父黃奕住，曾在二三十年代先后為嶺南大學捐過巨款。黃萱終于在她四十歲那年踏入令人向往的大學校園，一圓當年的夢想。

無法抹掉祖先顯赫歷史的銘印和與生俱來的名士氣質(zhì)，使陳寅恪一生自覺或不自覺地恪守著“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準則。這種氣質(zhì)無論在他的學術研究里還是待人處世中都留下了刀刻一般的痕跡。詳考“家世風習、歷史源流”，實為陳寅恪中年后治史一大心得及手法，其運用之嫻熟與得心應手，每有精論。陳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曾有這樣的論述：“夫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yōu)美，不同于凡庶，而優(yōu)美之門風實基于學業(yè)之因襲。故士族家世相傳之學業(yè)乃與當時之政治社會有極重要之影響……”陳寅恪是在論史，也是在發(fā)心中之感慨。它反映出陳寅恪人生觀與歷史觀中的某一層面，它已超越了士族的范圍，而具有了一種文化的意義。尤其在舊有的傳統(tǒng)正被摧毀，新的文化道德猶未建立時，這種意韻極顯其價值。至于“凡山東舊族挺身而出，與新興階級作殊死斗者，必其人之家族尚能保持舊有之特長，如前所言門風家學之類”。“亦有雖號為山東舊門，而門風廢替，家學衰落，則此破落戶之與新興階級不獨無所分別，且更宜與之同化也?！薄吧钣懈杏谑恐蕴帲m外來之世變縱極紛歧，而內(nèi)行之修謹益不可或闕也”等等恣意縱橫之宏論，也是陳寅恪感同身受的文化感嘆。這樣的見解及氣質(zhì)，在陳寅恪的一些著作中比比皆是；這樣的見解及氣質(zhì)，也是陳寅恪的人生見解及生命氣質(zhì)。

“門風家學之優(yōu)美”，不僅令陳寅恪在花甲之年覓到了罕有的合作者，還使陳自己在幾近孤寂的世界里不致太寂寞，除了有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外，幾乎每天還能感受到舒心雅致的知己友情。

陳寅恪非常珍惜黃萱的到來。

在漫長的十三年中，陳寅恪從未向黃萱發(fā)過脾氣。在嶺南二十年，“脾氣怪”成了人們對陳寅恪的第二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指“陳很厲害，懂十幾國語言”。

初期的工作，陳寅恪幾乎是一字一句地指導還心怯怯的助手。今日看來，陳寅恪很懂心理學，初時黃萱一直想打退堂鼓，但陳寅恪的耐心及從不苛求，令黃萱許多次話到唇邊又咽了回去，只好硬著頭皮慢慢去適應。

以后黃萱才知道，1946年陳寅恪返回清華園時，身邊常年有汪篯、王永興、陳慶華三個助手協(xié)助工作。這三人皆一時之人眩陳慶華英語很好，汪篯深得老師治史神韻，王永興的勤懇很為陳寅恪信賴。

但在這個年代，即使終身難忘師恩的后學，也毫不猶豫地走一條新的人生之路，故黃萱的出現(xiàn)，實在是歷史對這位更感孤獨的文化老人的顧憐。

1952年11月22日，中山大學聘任黃萱為陳寅恪的兼任助教。之所以“兼任”，一是黃萱自感還在適應陳寅恪的工作；二是當時學校經(jīng)費不夠，只能支付一部分工資。黃萱接受了這個聘任。

1953年夏，陳寅恪一家搬到周壽愷家的樓上，也即東南區(qū)一號二樓，于是一道樓梯將兩家人更緊緊地聯(lián)結在一起。東南區(qū)一號是一幢二層樓的洋房，建于1911年。因由美國人麻金墨（譯名）夫人捐資六千美元所建，故又稱為“第一麻金墨屋”。從這一年的夏天起，陳寅恪在這里度過了漫長的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