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年代，冼玉清顯然參與了陳寅恪的許多家事。大到和校方的應(yīng)對，小到家中女兒在哪里讀書、工作，甚至陳家女兒的婚戀等等，冼玉清都發(fā)表過意見。晚年的陳寅恪雖深居簡出，但仍敏于時事，對現(xiàn)實有透徹的了解，這與冼玉清總及時地將外間見聞?wù)f與陳寅恪分享有很大的關(guān)系。

在陳寅恪初次感覺“過嶺南來便隔天”的嶺南生涯里，歷史無法抹掉冼玉清在陳宅“活躍”的身影！

在這里，歷史還能更深地透視出陳寅恪與冼玉清長達(dá)十?dāng)?shù)年的同病相憐、意氣相投有著相似的與深刻的文化背景。

冼玉清十三歲即入私塾，其啟蒙老師是二十世紀(jì)初“省港澳”一帶享有聲譽(yù)的陳榮袞。陳榮袞的道德觀與文化觀給了冼玉清終身的影響。

陳榮袞，字子褒，光緒十九年舉人。同科與陳獲得舉人功名的，還有南海康有為。據(jù)說陳子褒的舉人放榜名列于康有為之前。在后來康有為帶頭發(fā)起的“公車上書”中，陳子褒也參加了。戊戌變法失敗后，陳子褒和其他維新人士東渡日本留學(xué)考察。此一去，決定了陳子褒的后半生志向，認(rèn)為要救中國需從教育入手，而教育須以婦孺為根本。日本歸來后陳子褒設(shè)帳授業(yè)，自號“婦孺之仆”，致力小學(xué)基礎(chǔ)教育和平民教育，先后在澳門、香港等地創(chuàng)辦子褒學(xué)校及灌根書塾等，開一時之教育風(fēng)氣。

在同一時期，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三立干得更轟轟烈烈。1895年，陳寶箴授湖南巡撫一職，在此三個月前，帝都已發(fā)生

康有為等千余名舉人痛感朝政腐敗、喪權(quán)辱國，奮然上書痛陳變法的事件。年過六十的陳寶箴，藉此風(fēng)云際會，懷“以一隅為天下倡，立中國富強(qiáng)之根基”的夢想，在湘省銳意整頓，除弊興利，舉薦維新風(fēng)云人物譚嗣同、梁啟超、黃遵憲等人參與湘省的維新運動。一時全國矚目，風(fēng)氣獨標(biāo)，氣象一新。時陳三立隨侍其父左右，襄助策劃，親身參與了這場對國與家都帶來深刻影響的政治變革?？上?，短短的三年時間，對這兩位“益切憂時愛國”、等待了大半生欲一展宏圖的父子來說，顯得是多么的緊迫與短暫。

冼玉清的道德學(xué)問、遺世獨立，源自她那參與過公車上書的舉人恩師；陳寅恪的興亡之嘆，則來自他頃刻間功名事業(yè)便盡毀的家庭變故。1898年9月，“百日維新”失敗，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殺，陳寶箴以“濫保匪人”罪名被朝廷奪職，陳三立也遭吏部除名，父子兩人同被清廷宣告“永不敘用”。時陳寅恪八歲。直到1937年，陳三立傷中華之多難，倭寇毒焰正熾而辱不再生，絕食而死，陳寅恪經(jīng)年關(guān)于家仇國恨的“興亡情結(jié)”不但沒有化解，相反越加凝重，更因滲透了人生的曲折而具有更傷痛的意味。

陳寅恪與冼玉清的交往，在陳寅恪的晚年，已超出了一般新知舊雨的友情，具有一種固有文化并不因時代的嬗變而迷失的相互尋覓、互為鼓勵的精神。在劇變的社會里，其志節(jié)因得以固守帶來對生存的肯定，從而引起交往雙方精神上的愉悅。這一點，對晚年陳寅恪很重要。

其實，互為氣類的心靈共鳴，早已在生命的歷程上有了伏筆。1941年底，日本軍隊攻陷香港，香港大學(xué)停課，陳寅恪一家愁困港島，望盡天涯路。當(dāng)時痛失家園而客寓香港的冼玉清，托人給陳寅恪送去價值四十港元的“軍票”，陳寅恪沒有收下。但這一份情誼久久纏繞了一段很長的人生。二十四年后冼玉清不幸撒手人寰，陳寅恪悲痛地寫下了一首挽詩。詩云，“香江烽火猶憶新，患難朋交廿五春（太平洋戰(zhàn)起與君同旅居香港，承以港幣四十元相贈，雖謝未受，然甚感高誼也）。此后年年思往事，碧瑯玕館吊詩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