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大膽宣言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

那么把漢字廢除之后應該怎么辦呢？錢玄同提出可以用語根精良、發(fā)音整齊的世界語來代替。又因為中年以上的人多固執(zhí)而專制，錢玄同更說出一句名言：“人到四十就該死，不死也該槍斃。”

錢玄同與周氏兄弟相識于日本東京，到新文化運動時而過從甚密，不過魯迅與錢玄同終究因為性情的原因而漸行漸遠，相反，錢玄同與周作人盡管在北平淪陷后在民族大義上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選擇，但二人的友誼卻持續(xù)了一生。而周作人在錢玄同去世后的紀念文章中說：“玄同的文章與言論，平常看去似乎頗是偏激，其實他是平正通達不過的人。”

1920年苦雨齋聚會，前排左起：沈士遠、周作人、劉半農、沈尹默、馬幼漁，

后排左起：沈兼士、徐祖正、蘇民生、錢玄同近代中國翻天覆地，重大歷史事件頻出，波詭云譎，僅1912年到1919年的短短七年間，便先后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護國運動、新文化運動、張勛復辟、護法運動和五四運動。當時人的感受和我們今日以旁觀者的姿態(tài)看待歷史截然不同。對我們來說，歷史發(fā)展的主線已經非常清晰，各種事件也歷歷在目，而當時身處其中的人們卻是正切身經歷著中西文化的碰撞、新舊社會的更替，未來還會發(fā)生什么，現有的事物又會向什么方向發(fā)展，一切都還是未知數。而且對于新、舊兩派人物來說，這種新與舊的斗爭不僅事關國運，也關乎著個人的命運乃至生死。

僅以張勛復辟為例，就帶給當時的人們以巨大的沖擊。向以性情平和沖淡著稱的周作人在《貓打架》中說：“當初在紹興的時候，也曾遇見過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憲帝制等，但因處在偏陬，‘天高皇帝遠’，對于政治事情關心不夠，所以似乎影響不很大，過后也就沒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無論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較近較真，影響也就要深遠得多；所以復辟一案雖然時間不長，實際的害處也不及帝制大，可是給人的刺激卻大得多，這便是我在北京親身經歷的結果了。”當時教育界的一些人有的想南下，有的想往天津避難，魯迅冒雨到教育部辭去僉事職，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然后與周作人一起在北京坐等。在事變前，周作人曾走訪蔡元培，問他對時局的看法和意見，蔡先生只簡單表示：只要不復辟，我總是不走的。

雖然張勛的辮子軍很快便被段祺瑞率領的北洋軍打敗，剛做了12天皇帝的溥儀再次被迫宣布退位，但這一事件卻帶給新文化運動者以深深的思考，直到3年后，魯迅在其小說《風波》中仍在審視思考這一事件，并用簡潔洗練的筆法揭示出辛亥革命后，國民依然生活在傳統(tǒng)的生活狀態(tài)之中，思想方面并沒有發(fā)生根本的改變，周作人則在《知堂回想錄》中說：“因為經歷這次事變，深深感覺中國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

錢玄同說：“玄同自丙辰春夏以來，目睹洪憲皇帝之返古復辟，倒行逆施，率致敗亡也；于是他受刺激，得了一種極明確的教訓，知道凡事是前進，決無倒退之理。”經歷過張勛復辟之后，錢玄同通過反思，認為所謂國粹便是帝制思想的總根源。

據錢玄同回憶，他當時在補樹書屋和周氏兄弟談了許多偏激話，錢的觀點之一就是應該“廢除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