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7月，蔣介石在廣州誓師北伐。隨著北伐軍事的節(jié)節(jié)推進，南方革命隊伍的分裂之象日趨顯露。迎汪復職，提高黨權運動和遷都之爭等，均是國共之間和國民黨內不同派系之間激烈沖突的反映，而矛盾的焦點則集中于蔣介石一身。在軍事方面，勢力日漲的唐生智對蔣介石的總司令地位構成挑戰(zhàn)和威脅；在政治方面，蔣介石極度憂慮鮑羅廷、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對其權位的顛覆，而后者則力圖使國民黨的高層權力格局回復到中山艦事件之前的狀態(tài)。為此，中共和國民黨左派聯(lián)合發(fā)動了迎汪回國復職運動，意在抑制蔣介石的權力膨脹。而迎汪運動一時風起云涌，自然與中山艦事件后的黨人心態(tài)有密切關系。加之“北伐已到了長江，各軍都慢慢要擴張，各有擴軍之心，而又懷有自危之念，那么反蔣迎汪也很順理而成章?！?/p>

據(jù)鮑羅廷的即時觀察，蔣介石實際上處于兩種勢力的夾縫之中。右派要求蔣介石鎮(zhèn)壓和限制共產(chǎn)黨和左派，而左派和共產(chǎn)黨則懷疑蔣介石日趨右傾，而與蔣形成對抗立場。 依鮑羅廷和中共中央的看法，此時的蔣介石屬于中派，處于左右兩派的夾攻中，有點兩不討好。中共中央認為，蔣介石雖然聲勢煊赫，卻也因此遭各派各軍之嫉忌。

1926年10月，革命勢力向長江中下游推進。武漢因其地理位置重要，蔣介石主張國民政府遷都武漢。12月13日，在武漢宣布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暨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lián)席會議”，并正式對外宣告：“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未在鄂開會以前，執(zhí)行最高職權。”

蔣介石很快察覺以左派為中心的武漢臨時聯(lián)席會議代行最高職權，有可能在鮑羅廷操縱和中共影響下架空自己。加之在武漢的實力派軍人唐生智、張發(fā)奎等人都表示服膺臨時聯(lián)席會議，恐將來難以掌控。于是蔣迅速調整策略，于1927年1月3日乘張靜江、譚延闿等中央委員途經(jīng)南昌之機，宣布在南昌召集中央政治會議，勸說與會者同意將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于他所直接掌控下的南昌，遷都問題以后再議。

這樣一來，武漢與南昌之間的對峙迅速升級，儼然形成兩個中央。武漢一方堅持以臨時聯(lián)席會議代行最高職權，南昌一方堅持以中央政治會議行使最高權力。雙方形成分庭抗禮之勢。

從贛漢兩方形勢分析，漢方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一是孫科、徐謙、顧孟余、鄧演達、宋子文、陳公博等一批中央委員多站在武漢一邊，而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員，如譚延闿、何香凝等亦不愿隨蔣與武漢破裂；二是唐生智等一批軍事將領表示支持武漢政權；三是財政部長宋子文在武漢掌握著蔣所需要的軍費。

武漢方面想通過召開中央全會來限制蔣介石的權力，乃于1927年3月10－17日，在武漢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會議由中共和國民黨左派勢力掌控。蔣介石原來的職位如中常會主席、中央組織部長、軍人部長等要職，或被撤銷或被替代，只保留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

武漢方面顯然低估了蔣介石的能量及其反應。他們天真地以為可以借助中央全會之類的黨權力量來削弱乃至剝奪蔣介石日趨膨脹的軍權。其實，黨權與軍權的較量，說白了，即是文人對付武人，筆桿對付槍桿，其勝負不卜可知。

不過蔣也清楚，自己雖掌控武力，若要另立中央，仍須取得黨統(tǒng)上的“合法性”。遷都之爭時，他中途截留部分中央委員，從而“挾天子以令諸侯”。如今國民黨中央委員，左傾的大多留在武漢，右傾的大多加入了西山派。在這種情況下，他必須另想辦法。

陳果夫憶述，是他建議蔣介石借重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中的“老同志”，取得他們對清黨反共與另立中央的支持。 于是出現(xiàn)了“四老”聯(lián)手輔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