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案發(fā)生后，汪精衛(wèi)、許崇智與蔣介石三人組織特別委員會，主持緝兇事宜，并“授以政治、軍事及警察一切全權應付時局”。 特別委員會最后判定胡漢民雖不負法律上的責任，卻負有政治上的責任，責令其赴蘇俄“考察”，實為政治流放。

汪精衛(wèi)后來告訴陳公博，許崇智當時還想藉機殺胡，汪沒有贊成。今閱蔣介石日記，大體可以印證這一說法。許崇智與胡漢民在廖案前即已“兩不相立”。故許崇智對處置胡漢民，態(tài)度非常激烈，經(jīng)蔣介石等“痛陳利害”才作罷。

但當時黨內傳聞最廣的是汪精衛(wèi)如何利用廖案苛待胡氏， 并在一批國民黨“老同志”中激起波瀾?！渡墼獩_日記》載，廖案發(fā)生后，在上海的戴季陶、孫科、葉楚傖、劉蘆隱和邵元沖等人均對汪精衛(wèi)的做法及其為人甚表憤慨，認為“此次之大獄，實系精衛(wèi)欲掊去展堂（漢民），故羅織種種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陰賊險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為之大慟，同座相對，俱為唏噓”。隨后幾天內，邵元沖又獲悉廣州方面對林森、鄒魯、謝持、許崇智等亦有排擠傾向。他在日記中感喟道：“粵中相煎益急，始作俑者其責任將如何耶！”

當時聚集在上海的國民黨“老同志”有謝持、葉楚傖、茅祖權、邵元沖、沈定一、戴季陶、覃振、孫科等人。這批人之匯聚，除對“聯(lián)俄容共”政策持有異議外，共同對汪精衛(wèi)不滿，是他們結盟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這一點向為學界所忽視。他們對汪氏不滿，并非因汪氏如何“左傾”，而更多是從“友道信義”上指責汪氏人品。如戴季陶致廣州通電中，大談“友道信義”，認為汪精衛(wèi)“不應苛遇展堂”，譴責汪氏為人“狡刻”。 本來汪、胡兩人在國民黨內的口碑，一“長厚”，一“刻薄”。孰意廖案之后，形象完全顛覆。黨內“老同志”亦由此與汪氏埋下難以化解的怨結。

蔣介石可能是廖案的最大受益者。廖案以前，蔣在黨內的座次最多位列第五；廖案以后，一躍而位居第三。其次，廖氏生前是黃埔軍校黨代表，法理上與校長平起平坐，對校務有節(jié)制和監(jiān)督之權。軍校的一切規(guī)則、法令、命令，均須經(jīng)黨代表副署才能有效。 這種軍政二元首長制，對蔣的權力無疑是一種極大的牽制。 廖氏死去，蔣自然是一種解脫。從此黃埔軍校大權實際由蔣一人獨掌。

當時蔣的職位，除黃埔軍校校長外，另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許崇智任中央軍事部部長兼粵軍總司令，是蔣介石的頂頭上司。廖案后不久，蔣介石采取非常手段逼迫許崇智離粵。逼走許崇智后，蔣在黨內的地位晉升為第二，僅次于汪精衛(wèi)，堪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此事本與汪精衛(wèi)沒有直接關系，但被驅逐的許崇智在痛恨蔣的同時，對汪似乎更不原諒。在許氏看來，汪之當選國府主席，他立有“擁戴”殊勛，而蔣之敢于驅許，勢必先得汪之同意。 認為汪不僅沒有制止，反而投井下石，因而對汪極為憤忿。

這些不滿汪精衛(wèi)的“老同志”，很快聚集起來，并于1925年11月下旬集會北京西山，形成所謂“西山會議派”。西山派的訴求主要有三：一是對汪精衛(wèi)個人不滿；二是對“聯(lián)俄容共”政策不滿；三是對中政會的“僭越”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