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清王朝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發(fā)展到了頂峰，集中國兩千多年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之大成，滿洲貴族實行高度的中央集權制度，削除了相權，這就更加強化了皇帝決策的獨斷性。這種體制就決定了它的官僚政治體制只能是一個因循、茍且、敷衍、毫無創(chuàng)造力的惰性運轉的官僚機構。封建官場的金科玉律即是“多磕頭，少說話”。由于這種封建官僚政治體制沒有遏制腐敗的有效機制，乾隆以后，貪污案件層出不窮。嘉慶四年（1799年），軍機大臣和珅的財產被抄沒入官，按銀折合，竟達四億兩，可抵清廷十五年的財政收入，故當時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諺。整個吏治腐敗程度，難以想象。

清朝統(tǒng)治大廈內部潰爛的同時，外部力量也不斷對其進行沖擊。

英國殖民主義者為了打開中國市場，攫取暴利，向中國大肆傾銷殺人不見血的毒品——鴉片，從1800年到1820年20年間，英國每年向中國輸入的鴉片約有4 000箱，到1839年，達到35 000余箱。煙毒泛濫給中國社會帶來了嚴重的災禍：由于鴉片輸入的逐年增多，改變了中國對外貿易的長期優(yōu)勢，致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清政府為緩解財政困難，大搞賣官鬻爵，僅1843～1850年間，各省報捐人數(shù)即達6 200多人，凡事“非賄不達，非賄不行”。各級官吏吸食鴉片，不僅將這筆巨大的耗費用各種手段轉嫁到農民、手工業(yè)者身上，而且由于鴉片走私行賄，清朝官吏貪污受賄成風，吏治更加腐敗。此外，鴉片吸食者由統(tǒng)治階級及其依附階層迅速擴大到社會下層。黃爵滋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奏折中說：

其初不過紈绔子弟，習為浮靡，尚知斂戢（jí），嗣后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yōu)吏，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購買煙具，為食日中。

鴉片給中華民族帶來的毒害是巨大的，它不僅毒害了人們的身心，摧毀了社會生產力，而且也泯滅了他們的良知，種種罪惡由此而生。煙毒泛濫成為當時最難醫(yī)治的社會公害。下層人民大眾的反抗斗爭連綿不斷，嘉慶元年（1796年）北方爆發(fā)的白蓮教大起義，烽火燃遍湖北、四川、河南、甘肅、陜西五省，堅持斗爭長達九年之久；嘉慶十八年九月，由林清率領的一支天理教起義軍一度攻入紫禁城，在隆宗門一帶與清軍激戰(zhàn)，震撼了最高統(tǒng)治者的殿堂；在南方，天地會領導的反清斗爭也在持續(xù)進行。這些起義雖然先后被鎮(zhèn)壓下去，但他們的斗爭，都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的統(tǒng)治，使大清帝國陷入危機。龔自珍曾深刻指出：當時的封建社會已是“日亡將夕，悲風驟至”，處于“大亂”將起的“衰世”。

上述情況表明，清朝建國后的200多年間，始終將自己置于“天朝上國”的位置，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隔離于世界大潮之外，沒有放眼看世界、關注世界局勢的變化，沒有為自己尋求一條新的出路，而是延續(xù)一條封建舊王朝由盛而衰的老路，逐漸走向了盡頭，致使中國遠遠地落在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后面。落后就要挨打，衰弱的中國變成了西方資本主義競相侵略的對象。

19世紀初葉的清王朝，是一個偉大而繁榮的帝國，到了19世紀末，清王朝進入了衰敗的最后階段。我們知道，從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來看，盛極必衰，否極泰來，這個過程在歷史中不斷地反復重演。19世紀的中國，正是進入了這樣一個衰落的時期。統(tǒng)治中國的最后一個王朝在做最后的垂死掙扎。它之所以能夠茍延殘喘地度過19世紀，可以說是一個奇跡。這個奇跡的發(fā)生，是由少數(shù)杰出的人物共同努力創(chuàng)造的，這其中，就有本書的主人公——左宗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