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處偏遠，遠離全國文化中心，又與文化發(fā)達的江浙地區(qū)很少往來，遠比中原及東南地區(qū)落后，湖南的知識分子思想也偏于保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的影響。湖南的這種地理環(huán)境和社會歷史狀況，造成了湖南學術界的兩個顯著特點：

一是程朱理學一直居于統(tǒng)治地位。早在理學興起和形成的宋代，其就對湖南的思想學術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周敦頤（北宋理學家程顥、程頤的老師）就是湖南道州人。北宋初年，當時全國四大書院之一的岳麓書院就建在長沙；南宋時，作為理學家的張浚、張栻父子又在長沙創(chuàng)建了另一個書院——城南書院。城南書院也是湖南最有名氣的兩大書院之一。大理學家朱熹和張栻都曾在這兩個書院講學，弟子達千人。清代乾嘉以來，這兩大書院的山長（老師）都是習宋明理學的。我們所熟知的中國清代著名人物曾國藩、胡林翼、郭嵩燾，劉蓉、劉長佑、曾國荃等，包括本書的主人公——左宗棠，都曾在這里學習過。他們之中，有的是在岳麓書院學習過，有的是從城南書院畢業(yè)。道光年間的山長（山長是歷代對書院講學者的稱謂。五代蔣維東隱居衡山講學時，受業(yè)者稱之為山長。宋代將南唐在廬山白鹿洞所建國學，改成白鹿洞書院，作為藏書講學之所。元代于各路、州、府都設書院，設山長。明清沿襲元制，乾隆時曾一度改稱院長，清末仍叫山長。廢除科舉之后，書院改稱學校，山長的稱呼廢止）歐陽厚鈞、賀熙齡等人，就是直接向他們傳道授業(yè)的老師。盡管乾嘉以來漢學風行海內，可是對湖南的影響不大，程朱理學在這里的統(tǒng)治地位沒有動搖。

二是學者面向現(xiàn)實，注重研究有用的學問和社會實際問題。他們把倡導理學作為一種拯救危機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準繩，而不是陷入空談“義理”、“性命”的思想牢籠中，這與傳統(tǒng)宋明理學只限于空談窮理盡心有重大的區(qū)別。正如唐鑒所說：“內期立身，外期輔世”，“守道救時，要躬實踐，發(fā)為事功，期于輔政”，這樣，在“宋學”營壘中，也涌現(xiàn)出一批既以“程朱為宗”，又以“拯時”、“經世”為志的地主士大夫。古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學用結合的優(yōu)良學風和治學傳統(tǒng)即為經世致用。盡管隨著時代的變化發(fā)展，在不同歷史時期其內涵和特征不盡相同，但大體上總以關心社會政治、匡時濟世、講求實際為主旨，即把學術研究與社會現(xiàn)實緊密地結合起來，讓傳統(tǒng)儒學直接、有效地為現(xiàn)實服務。它既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華，也是知識分子的價值取向。古代，學者將“經世致用”作為經邦治國的一種指導思想。戰(zhàn)國時，七雄爭霸，社會大變動，于是有才學的知識分子都積極奔走，到處游說，為各國君主出謀劃策，把他們的知識運用于現(xiàn)實政治。同時，為了總結經驗，為后人提供歷史的殷鑒，他們著書立說，“古者儒墨諸家，其所著書，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為名用，蓋未有空言無事實者也”。這種“經世”精神，在中國歷史上延續(xù)下來，一直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