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解除臨時大總統的職務后，全力倡導民生主義，從事發(fā)展實業(yè)，實行“社會革命”。他不辭勞瘁地到處奔走，并親自赴日考察和接洽鐵路貸款。在神州大地盡快鋪設10萬公里鐵路，是他全力奮斗的新目標。孫中山真誠地相信“振興實業(yè)”、“發(fā)展物力”是“從根本下手”，大有裨益于“民國鞏固”。他的活動體現了使祖國臻于富強的良好意向，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缺乏積極的政治意義。袁世凱自是正中下懷，欣然委任他督辦全國鐵路。

但是，孫中山的美好愿望迅速破滅。熱衷于集權、獨裁和稱帝的袁世凱不能容忍異己力量的存在，決心掃除他走向御座過程中的一切障礙。因此，醉心于議會政治和責任內閣制的國民黨領袖就成為竊國大盜必欲去之而后快的人物。由同盟會改組成的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代理理事長宋教仁組織政黨內閣的呼聲甚高。這種情勢不利于袁世凱大權獨攬，他終于在1913年3月20日指使爪牙派遣刺客在上海車站暗殺了宋教仁。同時，袁世凱還向帝國主義乞求借款，進行軍事部署，準備先發(fā)制人。

宋案的槍聲震動了孫中山，使他認清了袁世凱的猙獰面目。辛亥革命的成果橫遭攫奪，新生的共和制度面臨崩毀的危險。他立即從神戶遄返上海，與黃興等商討對策。孫中山認為宋教仁的被刺決非偶然，而是袁世凱排除異己、實行專制獨裁的手段，非以武力解決不可，應當采取“聯日”、“速戰(zhàn)”的戰(zhàn)略方針。無須猶疑觀望，以免為人所制。然而，包括黃興在內的許多國民黨人卻不贊同“速戰(zhàn)”的正確決策，主張不宜立即訴諸武力，還是爭取法律解決。因為袁世凱的罪行尚未充分暴露，更重要的是甫經裁汰的革命軍隊必須整訓后才能作戰(zhàn)參見李書城：《辛亥前后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載《湖南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周震麟：《關于黃興、華興會和辛亥革命后的孫黃關系》，見《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汪精衛(wèi)等則迎合張謇的“調停”主張，函電奔走不遺余力。國民黨內的意見分歧，使得孫中山失去了武裝討袁的主動權。但他在十分困難的情勢下展開廣泛的活動，力促早日對袁世凱宣戰(zhàn)。一方面，他不斷揭露袁世凱的陰謀詭計，特別是抨擊北京政府的“善后借款”，在致歐洲各報的公開信中向全世界披露了這樁狼狽為奸的勾當——“銀行團而果以財政為北京政府助……北京政府或當仗其財力與人民開戰(zhàn)。”《時報》1913年5月23日。另一方面，他又積極敦促、推動和策劃各省起兵討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