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記得法捷耶夫的話：我們要加強批評，告訴讀者什么叫好什么叫壞，最重要的陣地就是文學報紙。她在第一次文代大會的發(fā)言中，就說到文藝批評是必要的，因為“許多文藝工作者需要指導，許多讀者也需要文藝批評來幫助他們學習”，“假如缺少正確的批評作為指導，創(chuàng)作是要走許多彎路的”。后來有人指出，“《文藝報》應該是思想領(lǐng)導的刊物，是指導文藝思想、文藝運動的刊物”，“是教育群眾的”。這使丁玲更加明確認識到：“《文藝報》是一個批評刊物”，“編輯部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就不應該是一個普通的看稿人或集稿人。他們應該具有高度的明確的思想性，能判斷是非輕重，敢于負責地表明擁護什么，鼓吹什么，宣傳什么和反對什么，而且是熱烈地擁護和堅決地反對”。編輯“應該從刊物的任務(wù)、從群眾觀點來幫助作家，彌補這作品里的某些缺點，提高作品所能起的政治作用”。

1950年春天，《文藝報》按照中共中央《關(guān)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檢查工作，丁玲執(zhí)筆寫了《初步檢查》，表示今后要“加強文藝與當前政治的配合，加強刊物的政治性，提高刊物的政治思想水平”，“號召文藝界打破不批評、怕批評、背地不負責任的批評等空氣，建立正當?shù)?、嚴肅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并且召開座談會，討論怎樣加強報紙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戰(zhàn)斗性。

那幾年《文藝報》鋒芒畢露，點名批評是出了名的，雖然日常工作主要是陳企霞和蕭殷負責，但他們得到丁玲的支持。

從1949年9月到1951年底，丁玲在《文藝報》發(fā)表了20多篇稿子，其中唯一的批評文章，是《作為一種傾向來看——給蕭也牧同志的一封信》。這也是丁玲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的一篇重要文章。

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刊載于1950年1月發(fā)行的《人民文學》第1卷第3期，小說以第一人稱寫成?！拔摇苯欣羁?，知識分子出身，妻子姓張，貧農(nóng)出身，15歲參加革命，是邊區(qū)勞動英雄，1944年出席晉察冀第二屆勞模大會時，“組織上分配我給她寫傳記，我們整整談了三個晚上”，我愛上了她。進城前我們曾“住在一個叫‘抬頭灣’的山村里”，雖然兩人的出身、經(jīng)歷差別很大，但生活上感情上很融洽，同志們說我們“真是知識分子和工農(nóng)結(jié)合的典型”！

但是1949年2月進北京之后，兩人就不斷發(fā)生矛盾，越來越激烈，小說寫了妻子的幾件事。

她看不慣城里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的！男人頭上也抹油……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氣也露著小腿；怕人知不道她有皮衣，就讓毛兒朝外翻著穿！嘴唇血紅紅，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頭發(fā)像個草雞窩！”“他們干活也不？哪來那么多的錢？”

她去飯鋪吃早點，聽跑堂的一報價錢，拉起李克就走，說：“好貴！這哪里是我們來的地方！”“一頓飯吃好幾斤小米，頂農(nóng)民一家子吃兩天！哪敢那么胡花！”看見李克抽紙煙，她當著機關(guān)同志的面，批評他說：“看你真會享受！身邊就留不住一個隔宿的錢！給孩子做小褂還沒布呢！一支連一支地抽！也不怕熏得慌！你忘了？在山里，向房東要一把爛煙，合上大芝麻葉抽，不也是過了？”搞得李克下不來臺。

李克認為“她的狹隘、保守、固執(zhí)……越來越明顯”，對她進行規(guī)勸和批評，但是她反問道：“我們是來改造城市的，還是讓城市來改造我們？”“我們是不是應該開展節(jié)約，反對浪費？”“我們是不是應該保持艱苦奮斗、簡單樸素的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