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事是結識了一位美國人，即紐約新立社會研究院的愛德華·海曼，他原是漢堡的德國猶太人。這位了不起的大學教員做的報告，特別是與他進行到深夜的廣泛交談，使我開闊了眼界。海曼在流亡之前曾是一位虔誠的社會主義者，屬于保爾·迪利希（保爾·迪利希（1886~1965），著名神學家、教授，1933年從德國移居美國——譯者）圈內(nèi)的人物。我第一次從他那里聆聽到了天主教社會學。海曼也促使我閱讀關于美國革命的小冊子。盡管他熱愛自己的新故鄉(xiāng)美國，但他受的歐洲教育仍很突出。他的思想扎根于德國歷史和文化的土壤，也扎根于法國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的思想土壤。因此，“自由和秩序”成了他的座右銘。他在美國看到自由是有根基的，而他對秩序的必要性的認識很可能是從歐洲帶去的。愛德華·海曼是我直接接觸到的第一個偉大的美國人。

不久以后，我第一次訪問了美國。在此期間，我去美國旅行幾乎有100次了。除了愛達荷州和南北兩個達科他州外，我游遍了美國所有的州，學到了許多東西。誰要是膚淺地用法國或德國的尺度來衡量美國及其生活方式和價值觀，那么他對許多東西就會感到不可思議，對有些東西會覺得吃驚，而對另一些甚至感到不喜歡。同樣，如果美國人把他們南部各州的氣質和“到西部去的特征”作為批評歐洲人的尺度，也會發(fā)現(xiàn)對許多東西是不可理解的，因為他們對歐洲2000年的歷史和豐富多彩的語言、文化的了解并不多。但由于我們，即美國人和歐洲人，曾相互依靠，并將保持相互依靠，因此我們雙方應當做出巨大努力，以使我們彼此能更好地了解。噴氣式飛機、通信衛(wèi)星和電視都給我們提供了可以用來進行相互接觸和彼此學習的技術手段。但是，只要德國電視臺年復一年地把美國朋友塑造成在越南的士兵模樣，然后又突出達拉斯或丹佛1982年開始在聯(lián)邦德國電視臺連續(xù)播放美國系列故事片《達拉斯》和《丹佛家族》，分別描寫美國兩個家族的發(fā)跡、興旺和內(nèi)部的腐敗，引起強烈反響——譯者沒落的資本主義家族形象，或者美國電視臺把絕大部分德國人都表現(xiàn)為希特勒的士兵，甚至當成沖鋒隊的劊子手，接著又描述成好斗的和平主義者，那么我們之間的相互了解就會一再發(fā)生困難。

1950年我第一次去美國旅行還有做生意的任務。我代表漢堡港出席在芝加哥納維皮爾舉辦的一個國際博覽會，歷時幾周。盡管除了芝加哥以外，我在紐約和德盧斯只分別待了兩天，但我在此行中的確聞多見廣。我本能地被美國吸引住了，我對美國的傾慕之情便由此開始。

漢堡港在戰(zhàn)爭中遭到破壞。我的兩位上司，即當時的漢堡市經(jīng)濟部長卡爾·席勒、港務局長恩斯特·普拉特和我本人所能拿出來的東西，不過是重建的方案和模型，我們力爭人們相信漢堡的未來。事實上我們還沒有什么東西可以提供。盡管如此，興致勃勃的美國觀眾跑到我們展臺說：“很有意思。但有一點我想知道，蘇聯(lián)人在你們漢堡表現(xiàn)得怎樣？他們允許你們到我們這兒來嗎？”漢堡是在被分裂了的德國的西邊，對此，提問者顯然并不知道。不過，居住在美國中西部的人難道應當知道這一點嗎？當時漢堡人也不清楚，西雅圖究竟是美國的還是加拿大的。

我的兩位上司在博覽會正式開幕后就啟程了，我便搬進一家便宜的小旅館，這樣很快結識了一批偶然相遇的人。我閱讀美國報紙和雜志，聽廣播，晚上逛鬧市，對美國驚嘆不已。有一個印象在當時油然而生，這個印象直到35年后的今天，只要談到美國人民時，我仍然首先要加以稱道，這就是：美國人民的巨大活力。

巨大的活力和樂觀主義情緒產(chǎn)生了一種典型的美國態(tài)度，就是：“別擔心，我們會辦成的。”而有了這種態(tài)度，最后也會取得成功。當然，這種活力和樂觀主義情緒常常喜歡把事情和問題簡單化，有時簡單到超出了可以允許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