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感情和理智，我以為，把俄國人盡可能地同歐洲和歐洲文化聯系在一起是正確的。要完成這一任務，我們德國人要比其他西歐國家或美國的人民更富有歷史條件和經驗。幾百年來，盡管我們有時并未意識到這點——曾在包括受到亞洲影響的——俄羅斯地區(qū)和歐洲之間起過橋梁作用，這同講德語的奧地利人對匈牙利人和巴爾干各國人民所起的作用相似。芬蘭人、波羅的海人、波蘭人、波蘭和高盧猶太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也從德國人和奧地利人的這種橋梁作用中得到了不少好處，而他們從自己方面也為相互交流做出了許多貢獻。

有必要重新架設這種橋梁并使之“起作用”。俄國人過去始終難以理解西方，今后他們也會這樣，西方也難以理解俄國和俄國的政策——但德國人可以做媒介，他們在自己的歷史上曾經常這樣干過。懷著這種思想，我于1974年一生中第三次前往莫斯科，去同蘇聯大帝國里最有權勢的那個人進行會談。

對于蘇聯的國家領導人來說，我是訪問莫斯科的第三位德國聯邦總理。1955年9月，康拉德·阿登納曾去過那里，并且不顧勃倫塔諾外長的忠告——根據對德國局勢的現實主義估計，同蘇聯建立了外交關系。這是通向適應希特勒戰(zhàn)爭所造成的后果這樣一個長過程的開始和序幕。阿登納取得的成果是，莫斯科同意把戰(zhàn)爭結束10年后仍然被拘留在蘇聯的最后一萬名德國戰(zhàn)俘釋放回家。在德國，人們原先估計的戰(zhàn)俘數目要比這高得多，但不得不接受這樣的說法：幾十萬失蹤者或者已經陣亡，或者已在戰(zhàn)俘營里死去。蘇聯領導用釋放戰(zhàn)俘這一行動總算向德國做了一個姿態(tài)，但這不是榮耀的一頁。但是，德國的領導仍然拒絕接受這樣的認識：波茨坦會議確定的德國分裂已是一個人們不能回避的事實。

于是，哈爾斯坦主義依然有效。根據這個主義，聯邦共和國政府單獨代表全德國，因此，波恩不允許同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為國家和國際法主體的那些國家建立外交關系。據此，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發(fā)展關系自然是不可思議的。這個主義的一小部分殘余迄今仍然存在，特別在基民盟——基社盟的許多政治家以及一些自民黨人士的觀念中是如此。從那個時期遺留下來的一個殘跡是雙方駐在另一個德國政府那里的全權代表的名稱：他們不能叫大使，因為這個稱呼——人們是這樣提出論據的——是建立外交關系的標志，而外交關系只能存在于同外國之間，而不能存在于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之間。

雖然這是假想的法律公式論據，但它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領導感到惱火，我在任總理的八年期間也沒有取消這個禮賓上的特殊性。這一方面是因為我想避免同聯合伙伴自民黨的一部分人進行不必要的爭吵；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原因，是我想繼續(xù)由聯邦總理府來處理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關系。我不愿意讓它轉到策略上很有才干、但十分強調法律觀點的根舍外長手里。此外，還有一個照顧我的朋友埃貢·弗蘭克的實用主義考慮：根據赫伯特·魏納的建議，我要保留弗蘭克掌管的已經變得不重要的德意志內部關系部。

但實際上，在我任職期間，哈爾斯坦主義在我們向東方謀求利益方面已不再起阻礙作用。這一點，我們首先要歸功于維利·勃蘭特，他的外長瓦爾特·謝爾以及埃貢·巴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