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蘭特是訪問莫斯科的第二位聯邦總理。1970年8月，他懷著“最終越出空談，決心有一個新的開端”的愿望同勃列日涅夫會晤，為這個突破樹立了界碑。他同莫斯科簽訂的放棄武力條約雖然沒有使戰(zhàn)后歐洲東部的邊界合法化，隨后同華沙和布拉格簽訂的放棄武力條約，以及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簽訂的基礎條約也沒有使之合法化，但它包含有不侵犯這些邊界的承諾。這是莫斯科對波恩的態(tài)度發(fā)生變化的基礎。

但這也是對西方的態(tài)度起變化的基礎。勃蘭特1970年8月的那次訪問正值莫斯科奉行“開放政策”之初。不久以后，這項“開放政策”又以1972年5月在莫斯科和1973年6月中在華盛頓同尼克松會晤以及第一階段限制戰(zhàn)略武器條約和反彈道導彈條約為標志，最后于1975年以赫爾辛基會議和赫爾辛基最后文件達到頂峰。

西方許多觀察家不清楚蘇聯推行開放和緩和政策的動機。我不懷疑勃列日涅夫對發(fā)生戰(zhàn)爭的可能性的擔心，他對和平的熱愛是不可否認的。但除此之外，蘇聯也有一個明顯的要求，即鞏固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以及戰(zhàn)后25年中所取得的權威，包括對中歐東部的統治，并取得西方對此的確認。莫斯科想撇開第三世界的廣大地區(qū)，穩(wěn)定世界分成蘇聯和美國勢力范圍的既成狀況。對第三世界廣大地區(qū)，可以以后同美國展開競賽?？死锬妨謱m推行的新的開放政策在當時很可能已理想地實現了蘇聯鞏固其既得利益的目標。

第三個動機可能是同樣重要的。莫斯科想讓華盛頓在世界公眾面前正式證實，在此期間事實上已經形成的同美國的全球戰(zhàn)略均勢。這同時也是大俄羅斯內政上的一個動機，它肯定也是必要的，以便于在政治局里取得一致。第四個動機可能在負責蘇聯經濟的政治局委員——以柯西金為首——那里起過作用，就是：同西方做出某種安排可以給蘇聯提供一個喘息機會，使它能夠發(fā)展由于加速軍備競賽而顯然負擔過重的國民經濟民用部分。這一經濟上的動機后來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更強烈地進入了人們的意識。

這四個動機，或者哪怕是其中之一，是否為蘇斯洛夫周圍的意識形態(tài)專家以及軍人所贊同，我在70年代初一直不清楚。人們對毛澤東采取獨立的包括進行核武裝的方針顯然日益感到惱火，但難以估計的是，這在蘇聯對美國推行緩和政策方面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了決定性作用。蘇聯政治局的動機可能是犬牙交錯的。不管怎樣，勃蘭特看出了這對波恩提供的機會，他同勃列日涅夫一起，共同為未來的德蘇關系拼湊了一個有用的框架。他的繼任者的任務就是通過多年的細致工作，具體地充實這個框架。

從西方來說，早在1967年12月，北約部長會議通過批準一項關于推薦《哈默爾報告》的決議，以一般的方式提出了緩和政策。我們德國人有力地參與了這項工作。在蘇聯方面，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是推動力量。而尼克松、蓬皮杜和勃蘭特是他的最重要的伙伴?，F在，所有這三個人都已在短短幾個月內從世界舞臺上下來了——其中勃蘭特是由于揭露出了東柏林的一個愚蠢的、挑釁性的間諜案而下臺的。

勃列日涅夫不能不為失去他的最重要的伙伴而感到不安，加之他在推進自己政策的具體步驟時，在政治局里經常遇到困難，勃列日涅夫的威信面臨危險。所以他決心使新上任的德國聯邦總理的訪問取得成功。雖然我也追求同樣的目標，但談判卻是困難的，這在訪問的頭一天就表現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