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由于聯(lián)邦政府不得不經常地為地理上和軍事上孤立的前德國（指當時的西柏林——譯者）首都西半部在人際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以及政治上的對外聯(lián)系擔憂，以及由于蘇聯(lián)和東德在柏林問題上——即使四國協(xié)定得到完全的遵守——有許多可能性來損害別人的利益，這就產生了這樣一個令人煩惱的問題：波恩在哪些領域并用什么報酬可以促使蘇聯(lián)參與中歐關系的普遍正?；坑行┦裁崔k法可以使莫斯科至少接受德意志民族的兩部分保持共屬感并方便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只有在兩個領域里，蘇聯(lián)的利益和西德的行動可能性足以使雙方取得進展。其一是減少蘇聯(lián)對德國人的擔心，特別是對1945年確定的中歐東部邊界的擔心；其二是聯(lián)邦共和國和蘇聯(lián)之間進行經濟交流。鑒于蘇俄的不信任感，在所有這兩個領域里，都需要使德國的政策具有透明性和穩(wěn)定性。但在所有這兩個領域里，也需要實行對等：在政治軍事方面，要相互放棄武力；用德國的資本貨物換取蘇聯(lián)原料，要有利于雙方。

這些認識就是我們社會民主黨人1969年組成社民黨和自民黨聯(lián)合政府，并通過這個政府推行新東方政策的出發(fā)點。我們最后簽署的一攬子條約不是輕而易舉地達到的，不論從我們與莫斯科的雙邊關系看（特別是因為我們決心在談判中不放棄德國統(tǒng)一這個目標），還是從我們同莫斯科、華盛頓、巴黎和倫敦的多邊關系角度看，都是如此。在這方面，我們不得不排除對四國柏林協(xié)定的許多疑慮，而沒有這個四國柏林協(xié)定，整個一攬子條約對我們是不可能接受的。

作為內閣成員，我——如在60年代那樣——參與了新東方政策的思想準備工作。作為聯(lián)邦總理，我決心持續(xù)不斷地推行并擴大新東方政策，對此蘇聯(lián)人是知道的。但他們不可能猜測到，我在歷史、文學和音樂方面的修養(yǎng)幫了我多大的忙。

作為來自漢堡和呂貝克的漢薩（13~17世紀北歐城市結成的商業(yè)、政治同盟，以德意志北部諸城市為主——譯者）人，我們強烈地意識到同諾夫哥羅德、普勒斯科、多爾帕特和雷瓦爾的貿易交往有幾百年的歷史。這種經濟上的聯(lián)系可以追溯到伊凡四世時期。即使在漢薩城市失去了其原先的意義之后，這種關系仍然不時地活躍起來，彼得大帝就曾予以鼓勵。俄國軍隊曾使我們漢堡人免遭拿破侖的嚴酷統(tǒng)治。我在少年時期曾聽祖父講過《法國佬時代》的故事。上學時，我不僅了解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且知道了普希金、托爾斯泰、契訶夫和萊蒙托夫；戰(zhàn)后，我讀過馬雅可夫斯基、高爾基、肖洛霍夫、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的書。我受過“俄羅斯靈魂”的熏陶，這是我在這些詩人的作品中遇到的，我也看到“俄羅斯靈魂”是如何推崇格哈特·豪普特曼和托馬斯·曼的作品。

在俄國進行的這場戰(zhàn)爭使我經歷到俄羅斯平原的無限廣闊，這是那些長篇和中篇小說敘述的情節(jié)的舞臺。在60年代，我注意到，在莫斯科的特列季亞夫畫廊和列寧格勒的國立藝術博物院里，大批觀眾折向歐洲繪畫作品面前的情景。在我看來，歐洲的音樂如果沒有偉大的俄羅斯人，如果沒有柴可夫斯基和穆索爾格斯基，沒有肖斯塔科維奇和普羅科夫耶夫，那是不可想象的。我在俄國曾經領受過私人的熱情好客，但我也目睹過希特勒戰(zhàn)爭在這個國家的城市和俄國人心中留下的深刻傷疤。

當然，我知道俄國在哲學、科學和建筑方面從西歐吸收了些什么。一句話，盡管俄國有著完全不同的、使我討厭的“政治文化”，不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我認為俄國人、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屬于歐洲文化發(fā)展的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