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60年代和70年代對蘇聯(lián)的看法同我今天的看法沒有根本性的差別，只是在具體細節(jié)上有所不同。在我看來，蘇聯(lián)的外交政策和總戰(zhàn)略在許多方面始終是從16世紀開始的，是經過17世紀直至18、19世紀舊俄國政策的直線繼續(xù)和延伸的。說得粗略一點，莫斯科的總戰(zhàn)略過去和現(xiàn)在都是3／4是傳統(tǒng)的俄國戰(zhàn)略，1／4是共產主義的戰(zhàn)略。

列寧、斯大林也一樣——把伊凡四世這位“暴君”看做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大俄羅斯國家的真正奠基者，看來這是不無道理的。伊凡四世生于1530年，1547年接受沙皇這個稱號。他發(fā)動了越出基輔帝國國境的第一次俄羅斯征服戰(zhàn)，這場戰(zhàn)爭以征服伏爾加流域韃靼人的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兩個君主國而告終。以這場戰(zhàn)爭為起點，開始了帝國擴張的歷史，其結果是對外族實行大規(guī)模的俄羅斯化以及強迫遷移，從而把諾夫哥羅德、特瓦爾或普勒斯科牢牢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強迫遷移這種殘暴的手段不是斯大林發(fā)明的，彼得一世和葉卡捷琳娜二世早就使用過。俄羅斯的擴張指向波羅的海，然后指向波蘭、黑海沿岸，最后指向巴爾干、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魯斯海峽，以及達達尼爾海峽也常常被看中。同時，也看中了高加索、下伏爾加、里海、塔什干和撒馬爾罕、突厥斯坦和阿富汗。再往遠看，無限廣闊的亞洲北部地帶到太平洋以及從白令海峽向外到阿拉斯加，然后是蒙古、中國、日本以致最后到德國的領土，也吸引著他們。而最近，又增加了在近東、非洲和拉丁美洲設立的政治據點。

不管是在伊凡四世、彼得一世統(tǒng)治時期，還是在葉卡捷琳娜二世、斯大林、赫魯曉夫或勃列日涅夫統(tǒng)治時期，俄國向外擴張的欲望盡管遭到過某些挫折，但它從未真正熄滅過。其根源是存在一種以莫斯科為中心的救世主義，它是俄羅斯國家意識中內在的思想。當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土耳其人征服，從而使奧斯曼帝國的中心脫離基督教時，莫斯科宣稱自己是“第三個羅馬”，而第四個羅馬永遠也不會有。救世的信念在19世紀的后半葉以另外一種形式出現(xiàn)，即以莫斯科為中心的泛斯拉夫主義，而到20世紀，它又以莫斯科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共產主義出現(xiàn)。

19世紀俄國面臨這樣的抉擇：或者是面向西歐人文主義的和自由的思想，或者是有意識地獻身于俄羅斯的救世主義，包括其一切風險。在文學中，屠格涅夫代表了前一種傾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了第二種傾向，這是俄羅斯思維的主流——盡管官府先是把他判處死刑，繼而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亞。

今天，蘇聯(lián)的不同政見者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但是，那些在這個問題面前決心致力于個人自由，致力于自己的尊嚴不可侵犯，致力于法治和社會公開化，而反對個人屈從于集體意志，并把個人的基本權利看得高于國家或其統(tǒng)治者權利的俄羅斯人——所有這些俄國人迄今一直是少數(shù)，在政治上大多是微不足道的少數(shù)。這種情況在戈爾巴喬夫統(tǒng)治下是否有根本性變化，在我看來是很成問題的，盡管我是多么希望它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

歐洲的啟蒙運動以及法治制度和民主的思想對俄國的政治發(fā)展只有很小的影響。彼得大帝同19世紀后半葉日本的明治天皇相似，曾經目標明確地企圖使自己的國家向西歐的科學和技術開放。但他像明治天皇一樣，沒有決定性地改變本國人民的思想。他更多是想借用西方的榜樣，使自己與當時的歐洲大國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