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第二次訪問中國參加35周年國慶時，我有一種極為輕松的感覺。我高興地看到，人們已經結束了這一犯罪的瞎胡鬧，國家已經走上了一條很好的旨在實行改革的路線。我又一次會晤了鄧小平，同樣會晤了中國其他一些領導人。再次見到鄧小平使我感到特別愉快。我知道，他是對經濟開放不斷給予推動的人。在我看來，同我在其他許多國家的領導人那里所體驗到的情況相比，他對自己國家的經濟問題具有更好的判斷力。

同時，顯而易見的是：經濟改革過程和使經濟管理機制現代化的過程，都還需要很長時間。當然，大街上和城市商店里的景象已發(fā)生了根本變化。我明白：這是一個異乎尋常的過程，這個過程會帶來進步，肯定也會出現一些挫折，但畢竟它已經走上了正確的方向。生產產量的上升是驚人的，特別是在農業(yè)方面，現在工業(yè)也應當跟上來。我覺得，處于優(yōu)先地位的有三大主要任務：教育和培養(yǎng)大多數人具有首創(chuàng)精神和責任心。通過中央銀行建立有效控制貨幣量的機制，以使價格的逐步放開不致轉化成通貨膨脹性的發(fā)展，建設足夠的基礎設施，以便可以真正地實際利用從上海到烏魯木齊之間，以及從哈爾濱或大連到廣州之間巨大的內部統(tǒng)一大市場。

這本書是1987年4月脫稿的。當時我寫道：“中國的改革路線進行得越順利，對莫斯科的挑戰(zhàn)就越有力。”這句話已經證明是正確的，因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現在走上了一條類似的道路。北京是在1979年改變方針的，莫斯科路線的變化則是在五年之后。但是，中國時間上的領先并不是使我認為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機遇比蘇聯改革成功的機遇更大的唯一根據；第二個根據在于蘇聯官僚主義的惰性，它比中國官僚主義走上墨守成規(guī)軌道的歷史要長一倍；第三個根據是中國人具有更大的個人靈活性，特別在沿海地區(qū)和海港城市。當然，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也有有利條件，它是在一個總的生活水平明顯地高得多的水準上開始的。與此相反，中國的有利條件在于，它用于軍事任務的耗費所占社會總產值的份額，從未像蘇聯直到眼前所達到的那樣高。把蘇聯龐大的軍備工業(yè)轉變成生產民用的物資也是一項巨大工程，而中國則沒有這樣的任務。

1988年秋天，我第三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中國所取得的進步處處明顯可見。我發(fā)現，人們自身也比過去快活多了。他們愉快地生活著，較之70年代中期受壓抑的那種氣氛，差別是很大的。我在15年內第三次會晤鄧小平，看到他對自己國家取得的進步也感到十分高興。

后人編寫歷史時將會確認，中國人民應當感謝孫中山、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是什么。在我看來，鄧小平的偉大功績現在就是肯定無疑的，因為我親身體驗過這種功績。因此，我把去年為《鄧小平文集》的德文版撰寫前言看做是一大光榮。我對這個人懷有一種友好的傾慕之情，同樣對他的人民抱有巨大的同情。但愿他得到幸福！

赫爾穆特·施密特

1989年3月于漢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