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篇研究胡適的文章在《歷史研究》發(fā)表后，經(jīng)常有雜志和出版社向我約稿，都無法應允。原因是，我從1981年開始協(xié)助黎澍先生工作，我自己也還需要完成研究所和研究室一些集體項目的工作。況且，家務負擔也非常之重。我沒有精力再做其他。胡適研究，始終是我個人的一項業(yè)余的工作。

1983年秋冬，有一場所謂“清理精神污染”的運動。我在《歷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上所發(fā)表的有關清末立憲運動的文章，關于胡適研究的文章，當時影響都比較大，這時都被一部分人認為是有涉“精神污染”的作品。所以，所內(nèi)為“清理精神污染”而設立的審查小組把我列為重點審查對象。起初，我不知道有這么一個小組，慢慢稍有耳聞。不過我當時認定：第一，“文革”剛過去不久，人們痛定思痛，像過去那樣再搞一場轟轟烈烈的“整人運動”幾無可能。第二，我關于立憲運動的文章，關于胡適的文章，可以說，每一立論都是有根據(jù)的。所以，我自己覺得是可以站住腳的。大約到了1984年的春天，參加那個審查小組的錢宏先生和何重仁先生找我談話。錢先生給我的印象一向很好，為人比較正派、平和，何重仁先生過去倒是每場運動都頗為積極。我記得錢先生一言未發(fā)，主要是何先生講。他說：“我們按領導要求，仔細看了你的文章，認為還是屬于學術見解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边@就是他們的審查結論。當時我正在一邊幫助黎澍先生做事，一邊為四川出版社趕寫一部書稿。原來，四川人民出版社派人來找我商談，要我寫一本關于胡適的書。我說，寫胡適的傳記，條件尚不成熟；我可以趕寫幾篇專題論文加上已經(jīng)發(fā)表的幾篇文章，再附上一個胡適的年譜簡編，湊成一本書。他們同意了。此事，李新先生和黎澍先生也表示支持。于是我可以稍稍利用正常工作的時間做這項工作。大約將近一年的時間，書稿成。這本書稿共收論文九篇，其中有三篇是在《歷史研究》上面已經(jīng)發(fā)表過的，另有六篇是這一年里趕寫出來的，還有一篇關于胡適博士學位問題的考證文章，是早幾年寫出而未曾發(fā)表的，作為附錄收入書中。胡適年譜簡編，也是早幾年寫有初稿，在這一年里補充材料。1949年前的部分主要材料來源是胡適檔案。1949年以后的材料主要來源是胡頌平編的《胡適年譜簡編》（那時，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在大陸還見不到）和部分臺灣出版的期刊。全部書稿約40萬字，于1984年7月交稿。10月，我親到成都看過校樣。1985年《胡適研究論稿》問世。這本書是1949年以來，大陸上第一本研究胡適的書，而且因是專題研究，有一定的深度，盡管今天看來，在認識和評論上還有許多不到位的地方，但在當時的海內(nèi)外學界人士看來，已屬思想相當開放的書了。而且書中用了大量胡適檔案中的材料，所以廣受重視。記得當時香港、美國的多種中文報刊都有報導和評論，還收到不少海內(nèi)外來信，贊賞此書的價值，也有的提出具體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