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距離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正式建立，畢竟還不到兩年的時間，不肯撒謊的父親“首當(dāng)其沖”地成為了批判的對象：先是劇本被禁演，繼而則是劈頭蓋臉的批評與指責(zé)——“作者是悲觀主義者，眼中看到的只有黑暗?！薄氨┞短?，使人喪氣，尤其是給前線將士看了，會動搖他們抗戰(zhàn)的心理。”……

父親急了：

“諱疾忌醫(yī)，不是一個民族的美德！”——他誠懇地告誡人們。

“由于熱愛著光明，而對黑暗痛加鞭撻的，是暴露；專意夸張黑暗去掩蓋光明的，是悲觀，是投降?！覠釔壑饷?！”——他坦誠地披露自己的胸襟。

這個劇本究竟是“左”了，還是“右”了呢？直到一年之后，馮雪峰才終于在他的《論典型的創(chuàng)造》一書中為父親說了幾句公道話：“我認(rèn)為應(yīng)該列入到作為我們文藝發(fā)展的標(biāo)幟的好作品的行列里去，……作者是有膽量的作者，已經(jīng)著眼到社會的矛盾。”

這“膽量”二字，無疑是對父親的稱贊，但它也道出了父親的作品之所以屢遭指責(zé)的真正原因。——從此之后，父親開始了被董健所形容的“夾縫”中的寫作……

解放了，父親終于可以甩開膀子大干一場了，也可以放開喉嚨大笑一場了。然而他卻被告知：對于社會主義國家內(nèi)部的矛盾，只能以委婉的批評，不能以辛辣的諷刺。果然，王少燕的《主任外傳》被批判了，何求的《新局長到來之前》成了“毒草”……父親終于“失業(yè)”了，“失業(yè)”的他被憋悶得實在不行。

那是上個世紀(jì)60年代初的事情了。每逢春節(jié)來臨，文聯(lián)大樓的禮堂里都要舉辦聯(lián)歡晚會。幽默而又風(fēng)趣的父親則每每要被眾人推上臺去，不講個笑話是不給下來的。于是他來精神了：“有位醫(yī)生是個酒鬼，成天喝得醉醺醺的；不承想那天來了個病人，也喝得個醉眼矇眬。于是醫(yī)生問了：‘究竟是哪位要看病啊？’在他的眼前有好幾個人影。那位病人也問了：‘到底是哪位來給我看病啊？’他的眼前同樣是人影幢幢……”父親是邊講邊帶表演，臺下的觀眾笑得直喊肚子疼。

父親也笑了，笑得很痛快，但是那時的我又怎會明白他內(nèi)心深處的苦衷——沒有喜劇可寫的他，只能即興編出個不疼不癢的段子，讓久違了的大笑徹底地釋放一下。

表演結(jié)束之后，便是喝茶聊天，又或是叫做“自由組合”。在父親的這張桌子旁，“聊友”們幾乎是固定不變的——相聲大師侯寶林、漫畫大師華君武……他說話了：“我們?nèi)摇嗦?、漫畫和諷刺喜劇，可謂是同呼吸共命運(yùn)，一興俱興，一廢俱廢?！贝蠹衣犃酥迸陌驼啤Ｋ终f了：“講句大話吧：我們?nèi)业氖⑺?，也?biāo)志著國家和社會的盛衰哩！——凡是具有生氣的國家，它才能自信，才能不怕諷刺！”大家聽了一邊點頭一邊嘆氣。

對于自己的“沉默”，父親也曾深深地責(zé)備過自己：“十七年里，我只同帝國主義開了開玩笑，寫了幾個所謂的諷刺喜劇，對于人民內(nèi)部的諷刺對象卻始終沒有下過筆。這自然是膽怯，深怕遭受滅頂之災(zāi)?！?/p>

但是不讓在紙上寫，還能不讓在心中想嗎？——哪怕是偷偷摸摸也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