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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遠遠地回避著“從政”的道路，其中還有著另外的一個原因——他明白自己的性格，尤其是性格中的單純與率真，是根本不適宜做“治世之能臣”的。就連崔道怡在形容他的笑容中都有這樣一句：“孩子樣天真圣潔”，可見父親的不諳世事已經(jīng)同他的其他性格一樣，早被周圍的人們所熟知了。

父親的“天真”的確如“孩子樣”，足以讓人生出既可愛又可嘆的感覺?？蓯壑?，在于他那水晶般透明的心胸；可嘆之處，則在于這樣的透明竟為他的一生帶來了眾多的不幸。

早年的他固然是“少不更事”，竟不止一次地扮演過“俠客”的角色。他稱自己是由于“鴛鴦蝴蝶派”的小說看多了，總是沉浸在“英雄救美”的幻想當(dāng)中。

最早的一次還是他在讀初中的時候。一天，他無意中聽到了鄰居郁大姐的遭遇——出嫁才三天，就被花花公子的丈夫給“休”回了娘家。于是十五歲的他萌生出了俠義之情，提起筆來給郁大姐寫了一封勸其離婚的信——“……否則，長此蒙不白之冤，將受精神上無期徒刑之苦，所為何來？他浪子無情，你何必守義？請痛下決心，則回頭是岸了！”落款處署上了大大的三個字：“不平人”。然而結(jié)果又如何呢？一群封建衛(wèi)道士們圍在一起大罵了起來：“這個寫信的人也實在太缺德了，勸人離婚，這不明明害了人家姑娘么！”我很生氣。對于郁大姐我充滿同情，但絕非愛情。我的信是企圖使她起來反抗舊禮教的壓迫，結(jié)果反使她痛苦。我干的是好事還是蠢事？到底是害了人還是已經(jīng)喚醒了她的靈魂？——她不是抱住了信在痛哭嗎？——這就是年青時期的父親，他竟然不知道自己干的是好事還是蠢事！

人們都說“吃一塹，長一智”，父親的這一“智”究竟是到什么時候才長出來的，我不知道。我只清楚，他直至“而立之年”——即三十一歲時，還是沒能長出這一“智”來。

這一年父親單身一人住在重慶，無意之中又結(jié)識了一位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女子喻某。喻的丈夫是國民黨的政府官員，家中有兒有女，更有結(jié)發(fā)的“糟糠之妻”，而喻只是他“金屋藏嬌”的一個“外室”。于是父親又開始扮演“俠客”了——不過，這一次他更像是歐洲18世紀的騎士。

“你愛看書么？”

“你讀過易卜生寫的《娜拉》么？”

“勇敢地沖出束縛你的牢籠，投入到火熱的抗日斗爭中來吧！”

其結(jié)果，《娜拉》還沒看完，“騎士”還沒當(dāng)上，父親就被喻的丈夫連擊了三槍，倒在血泊之中了……更沒想到的是，就在他昏迷不醒時，喻竟然推翻了自己最初在法庭上的供詞，以180度的大轉(zhuǎn)彎，同意了她丈夫的指控！

這一次父親所付出的代價可真不小，“天真浪漫”的他終于有所覺醒了——“就為了吉訶德式騎士的幻想，使我義憤填膺，策馬而前。不圖遇到的卻是風(fēng)車，我倒下了……”

其實要論父親的這一“性格悲劇”，這些故事僅僅是“小巫見大巫”——同他后來在政治道路上所遭遇的坎坷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世人都知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但是父親這輩子，竟“天真”到直至離開這個世界也沒能生出個“防人之心”來！

那是“文革”結(jié)束后，我為父親整理他的“牛棚日記”，發(fā)現(xiàn)1967年6月21日這天有這樣一則記載：“……看嚴文井等人貼出的大字報。其中寫到柯慶施對中央提意見，說不應(yīng)由我編《人民文學(xué)》云。我與柯某從無接觸，此語可能出自某公。而某公作此違心之語目的何在？忽然憶及當(dāng)年由閻哲吾介紹他來上海投我事，不寒而栗！人之狠毒，其至此乎？只能存疑了。”

讀罷這段文字，不知是喜還是氣。父親終于開始去琢磨自己屢遭厄運的緣由了，這應(yīng)該是喜；但氣的是，字里行間仍然是“可能”，是“存疑”，而且這一“存”，竟一直“存”到他離開人世，也沒有再去搞它個水落石出！——嚴文井、張僖等人是他在北京工作時的老同事，一個電話就可以問明白的，他沒有去打；于伶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一封信也可以問清楚的，他同樣沒有去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