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比維亞諾找到了在一家鞋店當售貨員的工作。鞋店位于靠近市中心的一個街區(qū)，生意不好不壞，附近有些廉價書店，都逐漸干不下去關門了，還有一些便宜的小飯館，里面的招待員在大街上拉客，那忽悠人的話說得是天花亂墜，另外還有幾家燈光昏暗的狹長的服裝店。當然，我們再也沒有文學社可去了。有時比維亞諾會跟我談談他的計劃：他想用英文創(chuàng)作流傳在愛爾蘭原野上的寓言故事，還想學法語，至少能讀原文的司湯達的作品，他幻想著把自己關在司湯達的世界里，任歲月流逝（盡管他自己也自相矛盾，說用這樣的方式讀夏多布里——19世紀的奧克塔維奧·帕斯——還有可能，但讀司湯達是不可能的，永遠不可能），最后，他還想寫本書，一本美洲納粹文學選集。一本巨著，有一次我去鞋店門口找他的時候他說，它將涵蓋我們這個大陸上納粹文學的所有表現(xiàn)形式，從加拿大（在那兒魁北克人引起了很大反響）到智利——在這個國度他肯定能找到不同風格的各種潮流。與此同時，他也沒有忘記卡洛斯·維德爾，他如同集郵愛好者那樣，滿懷熱情一心一意地把所有出現(xiàn)的與維德爾及其作品相關的資料收集了起來。

如果我記得沒錯，1974年就這樣溜走了。在一個天氣晴朗的好日子里，我們從報上得知，卡洛斯·維德爾在一些私人企業(yè)的贊助下正在進行一次南極之旅。旅途很艱難，中途停了很多次，每降落一地維德爾都會在天空寫上他的詩。他的崇拜者們說，對智利種族而言這是新鐵器時代的詩歌。比維亞諾時刻關注著這次旅程。老實講，就我個人而言，我對那個空軍中尉會做什么或不再做什么已經(jīng)不那么感興趣了。有一次，比維亞諾給我看了張照片：這張比原來胖妞認出來魯伊斯–塔格萊的那張要清楚很多。確實，維德爾和魯伊斯–塔格萊長得很像，但我那時一門心思地想離開智利。有一點毫無疑問，無論是照片還是宣言，那個如此慎重、如此克制、如此招人喜歡的捉摸不定（甚至是如此有自學者特征的）的魯伊斯–塔格萊已經(jīng)沒有絲毫痕跡了。維德爾是信心和勇敢的化身。他談論詩歌（不是智利詩歌或拉美詩歌，只是詩歌而已），其權威性足以折服任何對話者（雖然我必須指出來當時維德爾的談話對象是擁護新制度的記者，他們沒有能力和一個智利空軍軍官作對），雖然從他的談話筆錄可以看出這篇講話里面充滿了新詞，很多語言表達方式也很笨拙，而這在我們尚不完美的語言里是很自然的，但可以看出來這也是一篇充滿力量的講話，其措詞純正，明快自然，體現(xiàn)出了一種堅定不移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