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最后一段行程之前（從蓬塔阿雷納斯到阿圖羅·普拉特南極基地），大家在這座城市的一家餐廳為他舉辦了晚宴。據說，維德爾喝多了，打了一位水手的耳光，因為這個水手沒有對一位女士保持應有的尊敬；關于這個女人流傳著很多種說法；大家能達成一致的一點是晚宴組織者沒有邀請她，參加晚宴的人也沒人認識她；她能出現在那兒唯一講得通的理由是她是自己溜進來的或是和維德爾一起來的。維德爾稱她為“我的夫人”或“我的小姐”。那女人二十五歲左右，高個，黑頭發(fā)，身材勻稱。在晚宴中，可能是在上飯后甜點的時候，她沖維德爾喊：卡洛斯，明天你會死！這讓所有人都覺得真是太魯莽了。后來就發(fā)生了水手事件。然后是講話致詞，第二天早晨，在睡了三四個小時后，維德爾飛到了南極。飛行中意外頻發(fā)，不止一次那位陌生女人——客人們再也沒有見過她——的話就要應驗了。當回到蓬塔阿雷納斯以后，維德爾表示最大的危險是寂靜。在故作驚訝或真感到驚訝的記者面前，維德爾解釋說，奧爾諾斯角的海浪是寂靜的，它們朝機腹伸出巨舌，在整個飛行過程中，它們就像巨大的梅爾維爾的白鯨或是無數斷掉的觸手，不停地試圖觸碰到他，但它們始終是寂靜的、沉默的，就好像在那樣的緯度，聲音只是人類特有的。寂靜好像麻風病，維德爾說，寂靜好像共產主義，寂靜也像一面有待填滿的潔白屏幕。如果你填滿這面屏幕，那么任何壞事都不會降臨到你頭上。如果你是純潔無瑕的，那么任何壞事都不會降臨到你頭上。如果你無所畏懼，那么任何壞事都不會降臨到你頭上。按比維亞諾的說法，那是在描寫一個天使。一個極具人性的天使？我問他。不，他媽的，比維亞諾回答，我們厄運的天使。

在阿圖羅·普拉特空軍基地明澈的天空上，維德爾寫下了“南極是智利”這句話，并被攝像和拍照留念。他還寫了其他一些詩句，關于白色和黑色，關于冰，關于神秘，關于祖國的微笑，一個率真、優(yōu)雅、精心描繪的微笑，一個像一只眼睛一樣的微笑——實際上，它在看著我們。隨后維德爾回到了康塞普西翁，再后來他去了圣地亞哥，在那兒上了電視（我被迫看了這個節(jié)目，比維亞諾住的公寓里沒有電視，就到我家來看了），是的，卡洛斯·維德爾就是魯伊斯–塔格萊（他可真不要臉，給自己起名叫魯伊斯–塔格萊，比維亞諾說，他倒是找了個好姓），但他又不像是魯伊斯–塔格萊，至少我是這么覺得的。我家的電視是黑白的（我父母很高興比維亞諾能來家里看電視并和我們共進晚餐，好像他們預感到我要走了，不會再有他這樣的朋友了），因而卡洛斯·維德爾在電視上是一副蒼白的樣子（一種鏡頭上的蒼白），看起來很像曾經的魯伊斯–塔格萊的影子，也像很多其他人的影子、其他人的臉龐，像其他的飛行員的鬼魂，他們駕駛著瘋子諾韋爾托在深沉的夜幕下所說的梅塞施米特型戰(zhàn)斗機，從“二戰(zhàn)”中逃出的梅塞施米特飛行小隊，也從智利飛往南極，又從南極飛回智利。但我們知道，維德爾并沒有編隊飛行。維德爾駕駛著一架小飛機，獨自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