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曾有“京派”“海派”的觀察，在他看來，京派是官的幫閑，海派是商的幫閑……冰心曾有名作《我們太太的客廳》，好事者將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一一對號入座。跟胡適的“公館”一樣，梁思成家也是當時有名的文化沙龍，人稱“太太客廳”。座上賓都是當時頗有影響的人物，徐志摩、沈從文、金岳霖、朱光潛、胡適，而林徽因雖為人妻，那樣的優(yōu)雅大方也是讓男人們?yōu)橹膬x的。每逢聚會，幾乎都以林徽因為中心，談古論今，皆成學(xué)問。

魯迅、冰心所批評的，一如今人對“文青”“小資”一類立場和態(tài)度的批評。但胡適顯然要高于“文青”“小資”，他是國士、精英，只是他們的生活離普通人已經(jīng)有距離了。這其實是中外學(xué)者很少論及的一個問題。知識分子也有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問題，青年知識分子或小平頭知識分子，因其謀生艱難而注定具有革命性；文青、小資知識分子則多流于文藝或自戀之中；中產(chǎn)、小康生活的知識分子則可以如魯迅那樣做觀察者、見證者、啟蒙者、革命者、救贖者，也可以坎陷到“客廳”“沙龍”之中；上層知識分子也可以如胡適那樣啟蒙、建言，也可以成功地指點江山或如天下蒼生、文化何？……在這其中，上層知識分子或以精英自詡的知識分子，極易與社會脫節(jié)，他們認為自己不在人生社會的習俗、義務(wù)、責任等規(guī)范之中，許多掙扎、付出、苦難、辛勞、使命等，不在他們的關(guān)懷之中，他們是“豁免”的。他們屬于另一類人。他們即使身在江湖也會“心在魏闕”，一如今人說念念都在“海里”；他們也是孟子所說的治于人的“勞心者”；他們是法國社會學(xué)家布迪厄所說的，自認為“統(tǒng)治階級地位較低的合伙者”。

胡適在相當程度上超越了這一類知識人，但仍不免沾染這一類知識人的習氣。胡適的家有庭院，有汽車間，有鍋爐和熱水汀，有浴室和衛(wèi)生間，雇用門房一人，廚子一人，女傭一人，打掃雜役二人，司機一人。這是今天的中國知識人想都不敢想的生活。到1931年，胡適40歲生日，他在米糧庫4號家中做了40大壽。傅斯年、俞平伯、聞一多、馮友蘭、朱自清、毛子水等聯(lián)名贈送了一幅壽屏，胡適專門請飯店的廚師到家中做飯。親友們喝茶、抽煙、嗑瓜子、聊天，熱鬧了一天。今天的知識人在40歲時多未立住，而胡適的40歲熱鬧卻也未能“不惑”，它諭示了40以后的胡適在學(xué)術(shù)思想上可能的建樹。

知識人的不同生活帶來了不同的道路。盡管胡適的道路比魯迅的順暢，自新文化運動開始，“我的朋友胡適之”就稱沸天下。但30年代以后，胡適在相當多的社會青年眼里落伍了，這些社會青年顯然是以“屌絲”為主（李慎之說是“血氣方剛的青年”），胡適不再是導(dǎo)師，借用魯迅的話，“問什么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dǎo)師”。胡適未必不知道自己的處境，他是中產(chǎn)以上者，他是成功者，但他并不自由。一如布迪厄的“合伙者”命名，他的自況小詩如此說：“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善于演講的胡適開始為聽眾所唏噓，而年齡大的魯迅反而成為青年瞻望的對象，年輕的史學(xué)天才張蔭麟向魯迅再三致意，說他是“最富于人性的文人”；年輕的天才作家蕭紅問魯迅對社會青年的愛是父性的還是母性的，魯迅的回答讓年輕的小說家汪曾祺終生感動；而同樣年輕的作家徐懋庸則說出名言：“人誰不愛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