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魯迅只到生前最后十年，收入才算可觀。陳明遠說，“魯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9年間（1927年10月—1936年10月）總收入為國幣78000多元，平均每月收入723.87元（合今人民幣2萬多元）”——此系10年前數(shù)據(jù)，今人民幣4萬多元，相當(dāng)于今天都市高級白領(lǐng)的收入。就是說，直到此10年，魯迅才算有了“財務(wù)自由”。

可以說，魯迅終生處在生計的糾纏之中。他跟當(dāng)代“亞歷山大”的“屌絲”一代一樣，都有著生存的緊張，只不過，他對自己的生計有著務(wù)實的考慮。有人認為他是“理財高手”，說他的理財有幾大特點：“不斷跳槽轉(zhuǎn)換工作”“多線程理財”“堅持親自理財”“選擇最佳經(jīng)濟地區(qū)”等，這其實是高抬了魯迅。跟民國傍官傍商、長袖善舞的理財專家不一樣，跟梁啟超、胡適等體制內(nèi)生存者不一樣，他的理財真正是平民的、文人的。因此，他的言路、思路跟青年、跟大眾相通。

把生計放在重要地位的魯迅難以“免俗”，他說過，他跟高雅的知識分子是不一樣的?！八晕铱峙轮缓贸姓J‘俗’，因為隨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看過‘娵隅躍清池’的時候，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yǎng)病’想到‘養(yǎng)病費’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酬。寫完之后，覺得和魏晉人有點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面前出現(xiàn)，我們也一定談不來的?！彼麑η嗄陮Υ蟊姷膭窀嬉矘O為實際：“我們目下的當(dāng)務(wù)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fā)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zhèn)魍枭ⅲ刂聘嗟?，全都踏倒他?！?/p>

魯迅一生受氣，其中多有跟錢相關(guān)。直到臨去世前幾年，他還在跟學(xué)生打官司，李小峰克扣他的版稅占他一生收入的五分之一；臨去世前四年，國民政府不再支付他特約撰述員費用……這些事件都會影響一個人的心理。難怪魯迅感慨：“在錢下呼吸，實在太苦，苦還不妨，受氣卻難耐……我想此后只要以工作賺得生活費，不受意外的氣，又有點自己玩玩的余暇，就可以算是幸福了。”

但魯迅是強大的。他雖然為錢操心，但仍不遺余力地行非常之舉。他對親友、對年輕人、對陌生人的幫助是多樣的。其中，他出資印行葉紫的《豐收》、蕭軍《八月的鄉(xiāng)村》、蕭紅《生死場》、曹靖華譯的《鐵流》以及紀(jì)念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他對左聯(lián)刊物、對柔石家屬的捐助亦有案可稽。在郵局工作的孫用，將自己的譯稿《勇敢的約翰》寄給魯迅，以求得幫助。魯迅代其聯(lián)系出版，墊付了230元的制版費，當(dāng)書店付還一部分制版費時，他又用這些錢預(yù)支了譯者的版稅。上海英商汽車公司售票員阿累在書店里捧讀《毀滅》愛不釋手，魯迅得知他的錢不夠，問他：“一塊錢你有沒有？這本只要一塊錢本錢，我那一本，是送給你的?！卑⒗蹚膬?nèi)衣的口袋里掏出那塊帶著體溫的銀圓，放到魯迅的手里?！?/p>

我們從生計的角度看魯迅，或者更能理解魯迅是我們中間的一員，他跟我們一樣，為生計所苦，承受了一個現(xiàn)代中國國民的生之甘苦。也只有如此，從當(dāng)時到現(xiàn)在，他豐沛的文字才感動了一代代在中國生活中掙扎并收獲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