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誠惶誠恐又當仁不讓地向讀者奉獻這部紀傳體作品，我相信在這個“節(jié)操碎了”的時代，前人的人生能夠立起我們。盡管有人把今天的社會分成“成功人士”和“有待成功的人士”兩大群體，無論成功與否，無論壓力山大者還是得意者，多不免看輕前朝前人，以為我近現(xiàn)代史多為不幸，未曾完成。其實本書中的傳主們經受的，未必比今人輕淺、狹隘、簡單。與其虛擬自己的眼前生活，與其在想象里陶醉，不如也看看歷史文本。其實我中國史展示的，遠比我們作家虛構的更富有想象力，更富于人性和神性。“民國熱”證實了近現(xiàn)代史是我們可取之不盡的歷史遺產。本書中傳主百名，涉及人物數(shù)百人，跨越歷史近兩百年，其內容豐富未必輸于一部或數(shù)部長篇小說，或許再過若干代，中國社會集體與天才的個人結合，再度創(chuàng)作出類似《三國》《水滸》一類的近現(xiàn)代杰作。

我請前人登上供讀者閱讀觀看的舞臺，讓他們展示一生的片斷瞬間，希望人們看到前人的高度，看到他們對自己、對人生社會的態(tài)度，其中很多人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是他們對人生社會的責任感。在中外文明史上，負責本身即是義。的確，書中的傳主多當起“義人”之評，但這種“義”不是像人們印象中的近代史一樣沉重難當，而是極為日常的，是個人身心志的平衡和統(tǒng)一。

一卷終了，大家眼里的傳主大多已然退場。那些在歷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前賢退場，對他們、對我們意味著什么呢？我近年多次想到退場和進場，并鄭重把退場立為新正義論的一大原則。千年前的《沉思錄》的最后感慨就是新正義原則的遙遠回響：“人啊，你一直是這個偉大國家（世界）里的一個公民，五年（或三年）會對你有什么不同呢？因為與法相合的事情對一切都是公正的。如果沒有暴君也沒有不公正的法官把你從國家中打發(fā)走，把你打發(fā)走的只是送你進來的自然，那么這又有什么困苦可言呢？這正像一個執(zhí)法官曾雇用一名演員，現(xiàn)在把他辭退讓他離開舞臺一樣——‘可是我還沒有演完五幕，而只演了三幕’——你說得對，但是在人生中三幕就是全劇，因為怎樣才是一出完整的戲劇，這決定于那個先前曾是構成這個戲的原因，現(xiàn)在又是解散這出戲的原因的人，可是你卻兩方面的原因都不是。那么滿意地退場吧，因為那解除你職責的人也是滿意的。”

譯者何懷宏也曾為此感慨：“當我們談到《沉思錄》的最后一段，即說從人生的舞臺退場的一段，我們即感到憂郁，因為這就是人的命運，人難逃此劫。即使你覺得你的戲還沒有演完，新的演員已經代替你成為主角了，這里的憂郁就像卓別林所演的《舞臺生涯》中的那些老演員的心情：苦澀而又無不欣慰，黯然而又稍覺輕松。另一方面，我們又感到高貴，因為我們可以體面、莊嚴地退場，因為我們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給新來者騰出來地方。”

對我們來說，在這騰出來的歷史舞臺上，我們是否演繹好了自己的人生角色？我們是否立得??？是否實現(xiàn)了自己的人生正義和社會正義？是否享有了生命的幸福和意義？

最后，要感謝我的太太余玲，是她想到我這從青春到中年的人生寫作是一個整體。感謝何寅、董曦陽、楊海泉，使此書得以成型。還要感謝我多年的朋友張守禮、王俊秀，他們在我的生活中，賦予了“立人”鮮活生動的意義。

2015年11月15日寫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