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分析方式跟傳統(tǒng)的歷史文獻分析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如《史記》里的《周本紀》稱，周人的祖先為后稷（谷神），此家族世代作為替帝王掌農(nóng)事的官。后來因為帝王不注重農(nóng)業(yè)，所以他們失了官職，輾轉流離在戎狄之間。后來到了他們的祖先公劉的時候，又恢復了農(nóng)業(yè)。公劉之后，他們又不務農(nóng)了，又開始流離遷徙。到了古公亶父時又恢復農(nóng)業(yè)，這個時候戎狄攻打他們，古公亶父愛好和平，所以率人民避到岐山下的周原，周人便在此定居行農(nóng)業(yè)而發(fā)達起來。錢穆在其著名的《西周地理考》一文中非常細致地考據(jù)、分析該文獻記載中的每一個地名的當今位置，以此重建周人的遷移路線。從文本分析角度，我不用去否認錢大師所重建的歷史，而是將《周本紀》中這一段記載視為一文本，或社會歷史記憶。以此角度，《周本紀》中這記載不斷強調幾種對立的人群本質—行農(nóng)業(yè)跟不行農(nóng)業(yè)者，定居與遷徙者，愛好和平與嗜好武力者。這些敘事符號上的對立，表現(xiàn)著早期華夏認同中的自我界定：定居、行農(nóng)業(yè)、愛和平。透過對此書寫文本的分析，我們可看出《周本紀》作者如何借著“周人的族源”來表述華夏認同的特質，及此種認同的邊界（華夏所見的戎狄特質）。產(chǎn)生這種文本的社會情境則是，我在《華夏邊緣》這本書中所說的，考古資料所見，公元前2000 年以來畜牧化、移動化、武力化人群出現(xiàn)在冀、晉、陜之北，并向南爭奪生存資源；如此考古資料所見之“情境本相”與《周本紀》所見之“文本表征”可以互證。

曾窮石：從史語所早年的歷史來看，傅斯年和顧頡剛兩人雖然都是胡適的弟子，但在學術理念上存在著一些差異。不知道我理解得對不對，我在看您的這三本書的時候，感覺您的學術脈絡跟顧頡剛先生有一些相近的地方，不知道您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學術傳承？如果您跟顧頡剛先生的學術脈絡有些接近的話，那您是不是跟史語所的整體學術方向和學術關懷有一些偏差和背離呢？

王明珂：背離史語所研究傳統(tǒng)，這對我來講其實沒有什么問題。我在學術上沒有什么非堅持不可的認同，包括史語所，我的學術像這次會議主題所提倡的，是跨越邊界的。從某一方面來講，我是蠻佩服顧頡剛先生的。我們現(xiàn)在所了解的那些社會記憶理論，不管是從英國的實驗心理學過來的，或者是從法國的社會學過來的，其源頭著作都在20 世紀30 年代左右出現(xiàn)，而顧頡剛的“古史層累造成說”也是在20 世紀20 年代出現(xiàn)的。只是，顧頡剛并沒有很清晰的理論系統(tǒng)來把這些“歷史記憶建構”的想法組織起來。

我不是專門研究顧頡剛和傅斯年的，但我覺得，顧頡剛的學術跟我們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傳統(tǒng)有一種特殊關系。沈松僑先生的文章《我以我血薦軒轅》中提及，當時知識分子喜歡用黃帝等上古帝王作為國族祖先，以此建構中華民族。我同意他的觀點，但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完備。首先，這是一個長程的華夏認同建構的一部分，而非只是“近代建構”。其次，黃帝與上古帝王之國族歷史建構，只代表國族建構初期一種延續(xù)過去“華夏”我族起源想象的嘗試，后來并未進行下去。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便扮演結束此種國族歷史想象的角色。古史辨運動引起這么大的爭辯與關注，代表大家都對凝聚國族的“共同起源歷史”非常關懷。顧頡剛不完全是在解構國族的古史，而更像是說：給我一個科學、可靠的歷史吧！這是一種很強烈的欲求，希望有比較新的、科學的方法來建立國族歷史起源。我認為，我們史語所的學術，多少是在顧頡剛的古史辨運動刺激下出現(xiàn)的新研究典范。這些新研究典范卻反過來把顧頡剛打入學術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