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一書完成后，我對于結(jié)合人類學與歷史學有更具體的建議。首先，我們?nèi)魧v史文本材料視為一種社會記憶、一種敘事、一種表征，研究者探究的是產(chǎn)生它們的社會情境，那么，人類學從“社會文化表征”來理解當前社會本相，歷史學從“歷史文本”來理解過去社會情境，表征與本相有對應關系，文本與情境也有同樣的對應關系，因而史學與人類學研究在此并無區(qū)別。其次，人類學由結(jié)構(gòu)主義走向習行理論（the theory of practice）時，對文化表征的分析注重在結(jié)構(gòu)（如在親屬結(jié)構(gòu)與相關文化中你必須參加表哥的婚禮）與符號（你在個人情感意圖下是否參加他婚禮的實際行動）間的互動關系；同樣，從一篇歷史文獻的文類結(jié)構(gòu)（如寫方志應遵循的基本規(guī)范）與文本符號（如作者如何選擇符號寫成一方志），我們可以了解一文類結(jié)構(gòu)所對應的情境結(jié)構(gòu)（如與方志文類對應的作為帝國整體一部分的地方郡縣情境），以及在其間人（生活在帝國郡縣中的方志作者）的情感、意圖與其書寫的意義。

曾窮石：王老師講到學術(shù)理念的差異，讓我想起了傅斯年建立史語所的宗旨，這也是您在這次會上提到的，您認為1928年傅斯年寫的那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傅斯年是個純粹的史料學派，他說史學就是史料學，史語所的任務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歷史的研究一切從材料出發(fā)。而我覺得人類學可能更需要一些想象力，那如何才能在材料與想象力之間實現(xiàn)更好的連接？

王明珂：其實，我覺得這不是兩個學科哪個較客觀、哪個較有主觀想象的問題。人類學家并不全然依賴于主觀想象，而歷史學家在“找材料”時也經(jīng)常難以客觀。我認為，自己所做的有人類學傾向的歷史研究，反而是建立在非常堅實的史料（作為文本）基礎上。并非如有些史學家認為的，講歷史記憶好像是不顧歷史事實，人們想過去是什么它就是什么。事實上并非如此。我舉個例子。不久前在一次演講中，有個學生聽了我的演講后，好像覺得我有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都沒弄清楚，她便舉手問是歷史事實比較真實還是歷史記憶比較真實。我答道：如果你問我，黃帝跟炎帝在五千年前曾經(jīng)打了一仗，是這個歷史事實比較真實呢，還是司馬遷在寫《史記》時有這樣的歷史記憶這件事比較真實；我可以說，沒有證據(jù)可證實黃帝跟炎帝在五千年前曾經(jīng)打了一仗，所以對這“歷史事實”我無法確定，但我確定司馬遷在當時（漢代前期）有這樣一種歷史記憶，所以我的研究只能建立在這樣的將此文本當做社會記憶的基礎上?？傊覀兡軌蚩隙ǖ氖?，一個文本存在于這個時代，它是某種社會現(xiàn)實所產(chǎn)生的文本表征。透過文本分析來理解它背后的情境（社會現(xiàn)實本相），這樣我們能建立一種更可信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