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原：這樣看來，您到美國的時候，受到的人類學訓練要多一些，我想這對您以“羌”這個線索來進行“華夏邊緣”的研究是有直接的幫助吧？

王明珂：我后來重新思考羌族這個問題的時候，在美國學到的這些理論和方法對我的幫助非常大，我非常感激哈佛大學對研究生的指導(dǎo)機制。當時我到了哈佛，一見到張光直先生，我就跟他講我想要研究些什么問題。其實他已經(jīng)看過了我的research project（研究計劃），所以他馬上就很明確地告訴我要去修誰的課，要去讀一些什么東西。譬如，他要我去修anthropology of nomadism，就是“游牧社會的人類學研究”，這門課當時是Thomas Barfield（巴費爾德）開的，我從這門課里學到了游牧社會的一些人類學知識，這個課程對我?guī)椭浅４?。通過這個課我讀了大量的民族志，這對我后來關(guān)于一些族群理論和社會記憶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幫助。

當然還有別的課。張光直先生要我去修一些非常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人類學和親屬理論這一類的課程，后來對我影響最大的就是族群理論的課。那是作中國回族研究的Dru Gladney（杜磊）開的課，當時他到哈佛大學做post-doctor（博士后）。據(jù)我所知，哈佛好像很少讓post-doctor 開課。但那時族群理論在美國有點熱門，在我看來，哈佛好像不太愿意雇一個正式的教授來開這門課，它還是遵循著非常保守的人類學傳統(tǒng)，所以就請Dru Gladney 來開這門課，我就是跟他學的族群理論。我覺得，我從這個課程里面學的東西，跟我從游牧人類學里面學到的有一些互通的地方。也就是說，你可以發(fā)現(xiàn)，講族群理論最有名的幾個人，像Fredrik Barth（巴斯）等人，他們的田野都是在游牧社會里面做的。后來寫了一本歷史人類學書的P. H. Gulliver（古立弗），一個英國的人類學家，他的那本書名好像叫Approaching the Past（《探索過去》），跟歷史人類學有關(guān)。以前我讀過他的書，就是在游牧社會人類學課里讀的，書名為The Family Herds（《家庭牧群》）。他在做游牧社會研究的時候，發(fā)現(xiàn)這些人群之間的部落分合、裂變得非常厲害，而且這種社會記憶的變化也非常劇烈，譬如兩個家庭為了某種原因要在一起放牧的時候，常常就會遺忘一些祖先，讓兩者間的關(guān)系更緊密（遠親成了近親）。所以，P. H. Gulliver 的書給我印象最深刻的，除了游牧生態(tài)外，就是他講的structure amnesia，即“結(jié)構(gòu)性失憶”這一類的概念。這跟我后來的研究脈絡(luò)，如談族群理論時結(jié)合社會記憶，都是有關(guān)系的。

張原：王老師您剛才介紹了您的學科背景、學術(shù)脈絡(luò)。我很想知道您是怎么進入中國西南地區(qū)開展研究的，是怎么想到來這個地方的。還請您介紹一下。

王明珂：我在哈佛寫博士論文前，要先通過general exam，就像博士資格考一樣的。要選三個主題范圍，我選的都是人類學的，一個是“游牧社會人類學”，一個是“中國古代考古學”，還有就是“人類學的中國社會研究”，當時我想找James Watson（華生）來當這一主題的主考教授。結(jié)果東亞系不同意我的三個主題范圍都在人類學方面，他們說，至少得有一個考試范圍在東亞歷史語文方面。我只好跟James Watson 道歉，然后選了漢代以前的古代中國史，作為一個考試范圍。所以說，那時我對人類學極感興趣，但最讓我遺憾的是，在這種傾向下，我卻沒有從事過田野，不管是考古田野還是人類學的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