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多年來批判胡適，最喜歡說胡適所了解的杜威，是早期的杜威，說他對晚期的杜威懵懂。殊不知胡適1915年轉(zhuǎn)學到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杜威已快滿五十六歲了。由于杜威長壽，活到九十三歲（1859—1952），而且活到老寫到老，他一生的作品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如果我們以美國“杜威中心”所編撰的三十七冊《杜威全集》的分期法為準，杜威的早期是1882年到1898年；中期是1899年到1924年；晚期是1925年到1953年（包括他過世后出版的文章）。杜威晚年說自己的思想里有“永遠的黑格爾的沉淀”(permanent Hegelian deposit)。如果成熟的杜威的思想里還有“永遠的黑格爾的沉淀”，則早期的杜威可以說是“洋溢著新黑格爾的思想”了。由此可知，所謂胡適所了解的杜威是早期的杜威云云，其實是不知所云。杜威早期的作品，胡適大概完全沒讀過。胡適受到杜威影響最深的，是他中期的作品，這是本章討論的重點。

林毓生說胡適懵懂于晚期的杜威，那也是對胡適不求甚解的結(jié)果。胡適懂不懂晚期的杜威？更確切的問法是：他接受不接受晚期的杜威的思想？這有待本傳下部的分析。林毓生有所不知，杜威晚期重要的作品，不管是政治思想，還是邏輯，胡適就讀過好幾本。他要么在日記里記得清清楚楚，要么是在他個人的藏書里畫了線、作了記號。例如，杜威1925年出版的《經(jīng)驗與自然界》(Experience and Nature)、1927年出版的《公眾及其問題》(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1935年出版的《自由主義與社會舉措》(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以及1938年出版的《邏輯：研究方法論》(Logic: The Theory of Inquiry)。

如果胡適對中期的杜威了解最深，諷刺的是，那不是拜他留學哥倫比亞大學之賜，而是靠他留學歸國發(fā)憤勤讀杜威的著作以后的所得。胡適1919年春天在“學術(shù)講演會”演講《實驗主義》的時候，還沒跨入實驗主義的門檻。然而，從3月9日開講到該年7月1日完成改訂稿的四個月之間，胡適對杜威思想的了解有一個根本的突破。這個突破，我們比對《實驗主義》的初稿和改訂稿，就可以看出其端倪。

1919年是胡適對杜威的思想開竅的一年。這首先是因為用功，但更重要的是，他抓到了要點?？上КF(xiàn)存于“胡適檔案”里的《實驗主義》是一份殘稿，只剩下開頭“古代的實驗主義”。因此，我們無法把殘稿和改訂稿拿來相比較，看他從3月開講《實驗主義》到7月改訂之間，他對實驗主義的了解有多大的變化。這四個月是個相當重要的關(guān)鍵期。然而，“胡適檔案”里所殘存的其他資料，已足以讓我們尋出胡適吸收消化杜威思想的軌跡。

由于要準備演講“實驗主義”，胡適開始向兩家書店訂購參考用書。第一家是日本東京的丸善書店。胡適在1918年9月把《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送印。一個月以后，他一口氣就跟丸善書店訂購了十七本哲學書。丸善書店在11月5日寄出了十本。然而，有七本書缺貨，但已遵照胡適的要求向出版社訂書。這暫缺的七本書里，胡適最需要的，包括杜威的《達爾文對哲學的影響》(The Influence of Darwin on Philosophy)與席勒的《人文主義》。胡適一直要到1919年3月才拿到杜威的《達爾文對哲學的影響》。這就是他在該書扉頁上所寫的日期。第二家書店是上海的伊文思圖書公司(Edward Evans & Sons)。伊文思圖書公司在3月11日和18日分別寄了兩批書（一共九本）給胡適。其中一本是杜威的《德國哲學與政治》(Germa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另一本是詹姆士的哲學論集，還有一本是討論詹姆士哲學的書。

胡適在《實驗主義》里講述詹姆士的實驗主義思想的時候，雖然譯筆粗糙生澀，但他還是老老實實地討論了詹姆士的“真理論”和“本體論”。等到講述杜威的實驗主義哲學，他就一股腦地把這些哲學問題拋到九霄云外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