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胡適用括弧標(biāo)明征引頁碼或出處的做法也很特別。比如說，他講述皮耳士的學(xué)說，引用的不是皮耳士，而是杜威1916年在一個哲學(xué)期刊上發(fā)表的一篇短文《皮耳士的實驗主義》[以下簡稱《實驗主義》]。然而，胡適只在括弧里征引了該期刊的名字、卷期和頁碼，沒有指明作者是杜威，也沒注明論文題目。不知者會誤以為該文是皮耳士所作的。最容易使人混淆的是該節(jié)最后的注。胡適所引的，明明就是那篇論文。可是，只有卷數(shù)相同，期數(shù)、頁碼都錯。不細心的人，可能會以為這是另一篇論文。這個錯誤不僅出現(xiàn)在《實驗主義》這篇文章，也同樣出現(xiàn)在《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xué)》里。換句話說，這不能責(zé)怪是手民誤植。有關(guān)詹姆士的實驗主義一篇，主要是參考詹姆士的《實用主義》一書，胡適注明了頁碼。第六篇“杜威論思想”以及第七篇“杜威的教育哲學(xué)”，注明了參考書。前者參考了杜威《思維術(shù)》的五章，后者除了摘錄鄭宗海在《新教育》雜志上翻譯發(fā)表的《杜威教育主義》以外，還參考了杜威《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的第25、26兩章。

《實驗主義》第二個重要的文獻意義，除了顯示出胡適早期直譯、意譯混用的翻譯策略以外，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篇以譯介的方式所寫的哲學(xué)文章。以前沒有，以后也再不會有了。胡適是個聰明人，他知道不管直譯、意譯，翻譯出來的東西總比不上自己清新、雋永的文字。他此后引用外文著作，就不再采用翻譯的方式，而是完全用自己最流暢的筆法改寫。于是，此后胡適所寫文章里的觀點，究竟是他自己的，還是儻來挪用的，那就只好讓胡適、讀者、研究者各顯神通，看看究竟是誰“道高一丈”了。

胡適為什么在輸入學(xué)理的時候會放棄譯介的方式，而改用他自己流暢的筆法來改寫呢？最重要的原因，我認為翻譯不是胡適之所長。

作為胡適對實驗主義的理解的里程碑，《實驗主義》用句、譯詞生澀粗糙，東抄西湊，讀書報告的痕跡斑斑俱在。他在北大二十五周年校慶典禮上，批評北大在自然科學(xué)上的成績，還停留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稗販”的階段。同樣這句話，用來形容他自己的《實驗主義》，不算言過其實。如果我們把《實驗主義》拿來跟他1922年9月初寫完的《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xué)》里的“實驗主義”一節(jié)相對比，就會發(fā)現(xiàn)他在后者所剪裁掉的，正是那些粗糙生澀稗販的痕跡。

為什么我說胡適寫《實驗主義》的時候還沒跨進實驗主義的門檻呢？他描寫詹姆士的“媒婆”、“擺渡”的真理論就是最好的明證。他說：“這種真理論叫做‘歷史的真理論’(genetic theory of Truth)。為什么叫做‘歷史的’呢？因為這種真理論注重的點在于真理如何發(fā)生，如何得來，如何成為公認的真理。”他解釋說：“真理原來是人造的，是為了人［而］造的，是人造出來供人用的，是因為他們大有用處所以才給他們‘真理’的美名。我們所謂真理，原不過是人的一種工具?！彼綄懺脚d奮，就侃侃而言他的“真理”不好該拋棄，猶如“媒婆”不好就換人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