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追尋胡適挪借杜威的足跡，其實是最容易的。只要肯下工夫，老老實實地去勤讀杜威的著作，胡適所使用的關鍵詞，就可以一一地躍然成為足跡，讓我們在杜威的著作里找到出處。于是，胡適所使用的關鍵詞，就可以用來重建“杜威教我怎樣思想”的軌跡。比較困難的是胡適零星從其他西洋作家、學者那兒挪借過來的觀點。那除了要費盡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文章的工夫以外，還需要運氣。

如果“杜威教我怎樣思想”還有跡可尋，“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則要困難多了。這主要是因為在杜威方面，我們還有幾個關鍵詞可以作為索引，到杜威的著作里去溯源。赫胥黎就不一樣了，除了“存疑主義”、“拿證據(jù)來”，幾乎沒有其他明顯的關鍵詞可以作為溯源的依據(jù)。“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杜威教我怎樣思想”，這兩句膾炙人口的話是他在1930年所寫的《介紹我自己的思想》里說的，剛好配成一對絕佳的對聯(lián)。如果“杜威教我怎樣思想”這句話，可以說是胡適所作的一個天馬行空的總注。其實，“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何嘗不是如此！胡適發(fā)現(xiàn)赫胥黎的懷疑精神是在1922年，這也就是說，是在他說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這句話的八年以前。于是，“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也就變成了一個天馬行空式的總注。所有他在這以前、在這以后征引赫胥黎的地方，就跟他征引杜威一樣，注繁不及備載，恕不一一注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