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中國人的心目中，胡適和杜威幾乎是同義詞。造成這個現(xiàn)象的原因當然很多。一方面，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胡適所占有的，是一代宗師的地位。作為一代宗師，又是杜威的弟子，胡適順理成章地就成為杜威在中國的代言人以及詮釋者。另一方面，胡適自己也助長了人們把他與杜威等同的傾向。試問：凡是讀過胡適文章的人，誰能忘記他“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杜威教我怎樣思想”那兩句極為智性卻又充滿感性的話？只是，杜威如何教胡適思想？胡適就從來沒有交代清楚過。胡適如何詮釋杜威，大家也不求甚解，而只是胡云亦云。更等而下之的，則是人云亦云。同樣地，赫胥黎如何教胡適懷疑，胡適是什么時候開始作赫胥黎式的懷疑，他也從來沒解釋清楚過。更值得玩味的是，胡適自己沒解釋也罷了，研究者居然也不加追究。不求甚解，似乎是胡適研究領域的一個代名詞。

胡適當然不會告訴我們杜威怎樣教他思想、赫胥黎怎樣教他懷疑。說得好聽一點，那是因為如果他說穿了，就像他說禪宗那句話一樣，不值一文！說得難聽一點，反映了胡適一生常常引而不注的壞習慣。當時，學術的規(guī)范還沒有建立，更遑論嚴格地執(zhí)行了。在胡適的一生中，他太多主要的論點都是杜威的。如果都要加以注釋的話，不但麻煩，而且說穿了，都是稗販來的，未免難堪。于是，“杜威教我怎樣思想”這句話，就等于是胡適為自己的思想來源作了一個天馬行空式的總注(a global footnote)。征引杜威如此，征引赫胥黎亦然，胡適征引其他作者仍然如此。至于細節(jié)部分，對不起，就有勞讀者自己以及將來要為他立傳的人去費心了。說得好聽一點，這是胡適從禪宗那里承襲來的“不說破”的教學法，即“鴛鴦繡出憑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研究者必須像行腳僧一樣，廣求閱歷，直到他憑本事找到金針為止?！兑撞飞髁x》可以算是一個例外。但那篇文章是他從先前所寫的英文版翻譯、改寫過來的，所以英文學術寫作的規(guī)范還保留了下來。胡適一生寫作常不加注腳，這就是為什么如果要認真地寫胡適傳，就不得不做追蹤溯源的工作。因此，這部胡適的新傳也不得不長篇累牘了。

胡適一生的思想得益于杜威最多、最深，無怪乎他要作“杜威教我怎樣思想”這樣一個總注腳。我在《璞玉成璧》里詳細分析了他1916年的得獎論文《國際關系有取代武力之道否？》。那篇文章的立論完全根據(jù)杜威。由于那是一篇英文作品，英文有英文的學術規(guī)范，胡適清清楚楚地交代了立論的基礎。然而，胡適在中文著作里，特別是在報章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就幾乎沒有引注的習慣。雖然胡適在中文作品里一向不加注腳，但那挪借的足跡還是斑斑俱在的。那些足跡無他，就是他所使用的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