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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知道我將在自由解放斗爭中度過我的一生的時候，我已經(jīng)記不清是在什么時刻被政治化了。在南非做一個非洲人意味著他從出生的那一時刻就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不管他知道這個事實與否。一個非洲兒童，要在只有非洲人的醫(yī)院里出生，要在只有非洲人乘坐的公共汽車里被抱回家，要生活在只有非洲人生活的區(qū)域，如果要上學則只能上只有非洲人就讀的學校。

當他長大成人的時候，他只能做只有非洲人才做的工作，只能租住只有非洲人居住的村鎮(zhèn)的房子，只能乘坐只有非洲人乘坐的火車。無論白天還是黑夜，有人讓他在哪里停下他就得在哪里停下，要他出示通行證，沒有通行證他就會被逮捕并被投入監(jiān)獄。他的生活要受種族歧視性法律、法規(guī)的制約，從而使他的成長受到阻礙，他的潛力發(fā)揮受到限制，他的生命遭到扼殺。這就是現(xiàn)實，一個人可以采取各種各樣的方式應(yīng)對這個現(xiàn)實。

我沒有靈光一現(xiàn)的頓悟，沒有奇特的啟示，沒有上帝的顯靈。但是，我有無數(shù)次的被輕視和慢待，無數(shù)次的被侮辱和傷害，無數(shù)次的憤怒和反抗，我無數(shù)次地希望與束縛我們?nèi)嗣竦闹贫乳_戰(zhàn)。我不知道在哪一個特定的日子說過“從今以后我將為人民的解放而獻身”，但是，我完全知道我正在這樣做，而且是別無選擇。

我提到了許多對我有影響的人，但是，我越來越崇拜英明的瓦爾特·西蘇陸。瓦爾特身體強壯、通情達理、老練且富有獻身精神；他在危急關(guān)頭絕不會不知所措，他往往在別人大喊大叫的時候保持沉默；他堅信非洲人國民大會是改變南非的有效方式，是黑人希望和理想的源泉。我知道，有時候可以通過參加某個組織的人去判斷這個組織，所以我為參加瓦爾特參加的任何組織而自豪。那時，幾乎沒有供選擇的余地。非洲人國民大會是歡迎每個人參加的一個組織，大家把這個組織看成是一個巨大的保護傘，在它的下面，所有的非洲人都能得到保護。

20世紀40年代，政治風云發(fā)生了變化。1941年，羅斯福和丘吉爾簽署了《大西洋憲章》，再次肯定了個人的尊嚴，推出了許多民主原則。西方有人把這個憲章看作空頭許諾，但是，我們非洲沒有人這么看。在《大西洋憲章》和聯(lián)合作戰(zhàn)反對專制與壓迫政策的鼓舞下，非洲人國民大會制定了自己的憲章，稱為“非洲聲明”。它規(guī)定所有的非洲人都有完整的公民權(quán)，都有購置土地的權(quán)利，要求廢除一切歧視性的立法。我們希望政府和普通的南非人都能看到，他們在歐洲為之戰(zhàn)斗的原則也是我們在南非提倡的原則。

瓦爾特在奧蘭多的家就是南非先進分子和非洲人國民大會會員的“麥加”，是一個溫暖而盛情的圣地。我經(jīng)常去那里，在那里或是舉行討論，或是品嘗西蘇陸太太烹調(diào)的美味食品。有一天夜晚，我遇見了安東·萊彼德（他有文科碩士和法學學士雙學位）和A. P.穆達。從我聽萊彼德講話那一時刻開始就感覺到，他有強大的人格魅力。他思考問題的方式獨特，能令人耳目一新。當時，他已經(jīng)是南非為數(shù)不多的黑人律師之一，是德高望重的皮克雷·卡賽彌博士的法定伙伴。皮克雷·卡賽彌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