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總結(jié)》里引張載歸納辯證法的四句話“有像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來批評馬克思和毛澤東“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其實“仇必仇到底”不只是馬、毛的思想，也是西方“一神教”和“進化論”等思想的偏鋒。馮友蘭說：“‘仇必和而解’是客觀的辯證法……人是最聰明、最有理性的動物，不會永遠走‘仇必仇到底’那樣的道路。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傳統(tǒng)和世界哲學的未來?！?/p>

對馮友蘭來說，得出這類結(jié)論，一定不是書齋的空想，而有著現(xiàn)實的關(guān)懷。1985年12月 4日，北大哲學系為馮友蘭舉行九十華誕慶祝會，邀請梁漱溟出席，可是梁漱溟卻借故“天氣不好，不宜出門”予以拒絕。事后，梁漱溟給馮友蘭寫了封短信，說明沒有出席壽宴是因為馮友蘭“獻媚江青”，但是，“如到我處來談，則當以禮相待”。1985年12月24日，馮友蘭造訪梁漱溟，這兩位老朋友終于會聚到一起。他們終于“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先生去世，馮友蘭寫下挽詞說：“廷爭面折，一代直聲，為同情農(nóng)夫而執(zhí)言?！?/p>

這一代以中國文化為己任的學人走向了“仇必和而解”，只是比他們年輕得多的新學人們正拿來各自趁手的精神思想資源，彼此仇恨、漠視、分裂，而絲毫不在意對人性和生命的傷害。在他們眼里，老一代人對毛澤東的言論無足觀，甚至無勇敢可言；老一代人的思想創(chuàng)造也失去價值，甚至無學理可言。我們文明的演進艱難因此可以想見，每一代人都自己要從零起步，而不能從上一代那里獲得教養(y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