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明先生談及當下時曾說過，“真正的知識分子，一定天然地具有不帶偏見的批評政府的自由傾向。這種傾向的產(chǎn)生便是緣于社會良心。而社會良心，產(chǎn)生于對利益的超脫和漠視、對公正的崇拜和信仰，還有人性的愛?！笨嗣飨壬€說，閱讀歷史，閱讀社會分裂的過去時代，得到的經(jīng)驗就是，不培養(yǎng)“仇恨和分裂”。

這在家族的歷史記憶里走向了統(tǒng)一。因為任均老人的回憶即如此，而馮友蘭先生，這位被李慎之先生稱為“可超而不可越”的哲學巨人，在晚年的實踐思考中即為國家進步盡了自己的經(jīng)驗智慧。遺憾的是，今天主流學界多忽視了馮先生的貢獻。

1989年春夏之交，北大三角地極不平靜，引人注目的消息接連不斷，其中有一張北大教授們簽名的大字報，排名第一位，就是馮友蘭。季羨林和張岱年等七位大牌教授，排在馮先生之后。在此之后，則“以下基本按姓氏拼音順序”。對于馮先生異乎尋常的表現(xiàn)，海外的林中明先生及時地冒犯而問：“為什么您這一次，率先簽名，抗議政制貪污？”據(jù)說馮先生靜默了一會兒，慢慢地回答：“這是為了中國的進步，我所應該做的事?！?/p>

這符合馮友蘭先生的性格。他是一個平實的人，他不會慷慨激昂，或高論一時；他不會如新潮的理論家動輒到海外借來他人的理論，說什么告別革命、非暴力取勝一類的話，他用的是自家的寶庫。

馮友蘭曾被視為變節(jié)，阿曲毛澤東、江青，海內外士人因此對他失望，進而將他那深入淺出的思想當做沒有知識價值或思想含量的東西。這種悲劇，一如本文開始時所述，實在是國家、社會的悲劇。真正的精神生長如此艱難，而新新人類或學界的新人類們競相引來新奇的理論框架，以圖框架住中國革命、毛澤東或他們以為的某個歷史事件。

馮友蘭晚年到了自己“飛龍在天”（馮自語“海闊天空我自飛”）的階段，但他并沒有像其他曾跪伏、后站起的人那樣，把毛澤東和中國革命踹上一腳，或用各種材料、理論來證明其罪惡。馮盡可能還了毛澤東一個歷史公道，馮說：“他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并且被認為是思想上的領導人。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有權威的人。在幾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所謂‘君、師’的地位和職能。因此，他在中國現(xiàn)代革命中，立下了別人所不能立的功績，也犯下了別人所不能犯的錯誤。”“毛澤東的思想發(fā)展的三個階段，其性質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階段是科學的，第二階段是空想的，第三階段是荒謬的?！?/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