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當我跟鄉(xiāng)民、道士、地方野老……相處日久，從實踐和思辨兩個領(lǐng)域抵達同一目標：時空之美。我意識到，最為我們的精英學(xué)者神秘化、書齋化的古代社會，原來也存在在當下。即空間感的擴大帶來時間感的延長，因此，孔子不如戰(zhàn)國和秦漢的儒生們理解堯舜之間的開辟；反過來，時間的過去或未來維度在空間里可以找到影子，一如我們的未來維度一度在蘇聯(lián)、一度在西方，而過去在鄉(xiāng)村。這個孤獨探索形成的結(jié)論跟克明先生的方言觀察異曲同工，只是我回到北京，尚未來得及向克明先生報告拙文“時空之美”，就收到克明先生的新著——他花費數(shù)年時間，為母親整理的口述私人記憶文字《我這九十年》。

翻讀之下，再感驚訝。原來這個到陜北當過知青的學(xué)者，絕非尋常的知青或文青，他原來來自一個有厚重歷史的中國家族。父親王一達，乃北洋政府的將軍之子；母親任均，是近代著名社會活動家、教育家、革命志士任芝銘老人的小女兒。在克明先生的周圍，有著清末民初直到共和國的風(fēng)云人物，從任芝銘、孫炳文、馮友蘭、張岱年，到任繼愈、孫維世、蔡仲德、宗璞……

二

讀完《我這九十年》，一時感慨良多?？吹矫襟w介紹，也多是編輯和普通讀者們的感受，而少有學(xué)者的涉足。可知這樣一本平實的口述自傳仍為浮躁忙碌的學(xué)界忽視，無意領(lǐng)略書中所含蘊的時代社會消息。好在任均老人只想給孩子們留點故事，都沒想到會出版福澤于世。

在給克明先生的簡短郵件里，我說，從這本書中的角度看，“人生百年之跌蕩、權(quán)勢之更移，都是可圈點的社會教育的好材料；長者之善通過細節(jié)表達得極好，不像時下流行者動不動要辯解什么或美化什么”。一種消費型讀者希望看到“分析與反思”，只能遺憾“在分析與反思上，并無特別出彩和沉重的地方”，甚至分析說老人“沒有強烈的痛感，也就缺乏反思”，說老人“對歷史一臉天真”等等，多半忽略了本書的個人本位或說親眷之情。

任均老人的親友中階級成分之復(fù)雜幾乎囊括盡了清末以來的中國社會，這樣的人有無“強烈的痛感”絕非對歷史謬托知己者所能領(lǐng)略。只是一個本分的老人永遠含蓄而和氣，歷史的慘烈在積淀中自然開結(jié)出至今尚未被當代流行文化思潮重視的花實，這是一個極大的遺憾。比如老人談起自己兒時即最好的朋友、外甥女孫維世，那種沉痛、平靜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然而老人仍這樣說了：“現(xiàn)在的情況是，殺人的兇手，我想寬恕你們，不詛咒你們，但你們是誰？我想寬恕的，是誰？”

時至今日，還有類似小報文章在說孫維世死時的慘狀。這位“紅色格格”、周恩來的養(yǎng)女，在“文革”中離奇地死亡，至今仍給了無數(shù)文人道聽途說、添油加醋般的想象，如說：“1968年10月14日，孫維世慘死獄中。死的時候，手戴鐐銬，渾身赤裸，遍體鱗傷。那一年，孫維世48歲?！比缯f：“孫維世也于1968年10月14日瘐死獄中，年僅46歲，據(jù)說死亡時渾身上下只剩下一副手銬，顱內(nèi)被釘進一根鐵釘……”自然，更多的是猜測她跟領(lǐng)導(dǎo)人甚至其養(yǎng)父之間的曖昧關(guān)系。只是這些文字多是文人之筆，而少查證謹嚴的史家之筆。這些加在親人身上的想象，甚至潑在親人身上的臟水，任均老人也許并不知道，她只知道“沒有任何家人見到過維世的遺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