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曾經歷過三次思想論戰(zhàn)，即同胡適的問題與主義之爭，駁倒羅素、張東蓀等反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以及同無政府主義的斗爭。這3次論戰(zhàn)，毛澤東都先后經歷了。在湖南關系較大的是同無政府主義者的斗爭，不把他們爭取過來，就難以開展工人運動，因為他們1920年就組織了工會，在工人中有較廣泛的影響。

在建黨的同時，毛澤東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負責人的身份，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在湖南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當時穿長衫的革命者，都是“有身份”的知識界人士，脫下長衫（或穿著長衫）到工人中去進行活動，這件事本身就是一個非常之舉的革命行動。工人、農民都是舊社會的下層人，是被“有身份”的上層人看不起的“賤民”。驅張運動和自治運動，當時主要還是在社會的上中層人士中進行活動，還沒有同廣大工人和農民發(fā)生直接關系。毛澤東和新民學會會員都是在教育界任職的“有身份”的人，現在去同工人交朋友，領導工人罷工，需要克服多么大的社會惰性阻力。在最初人手少時，毛澤東擔任過8個工會的秘書，幾次到安源了解情況，而且黨直接領導工人的罷工斗爭，尤其是親自當工人代表，同趙恒惕政府當面作說理斗爭，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膽識。然而他們都一一克服了，做到了，取得震動社會的輝煌勝利。1922年到1923年，湖南工人運動有很大的發(fā)展，包括全部產業(yè)工人，共組織了20多個工會，取得了全部罷工斗爭的勝利，特別是安源大罷工的勝利，成為全國一面勝利旗幟。毛澤東擔任了全省工會統(tǒng)一組織的首任領導人。在全省工團聯(lián)合會的領導下，工人除為爭取改善自身生活條件、保障工人基本權利進行斗爭外，還積極參加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工人運動中培養(yǎng)了大批干部，發(fā)展了黨的組織。在1923年“二七”罷工后，全國工運處于低潮時，只有湖南工運在繼續(xù)發(fā)展，直到迎接北伐、大革命高潮的到來。

1923年春，毛澤東離開了湖南，到上海黨中央工作。

1925年9月發(fā)生軍閥派軍隊鎮(zhèn)壓安源工人俱樂部的大慘案后，李維漢在《回憶與研究》一書中，曾總結了當年黨領導工人運動的主要教訓：由于罷工的勝利，工人在政治、經濟上的權益得到改善，“由此我們產生了和平麻痹觀念，對可能發(fā)生事變，缺乏警惕性”。同時“不懂得在合法條件下所需要的秘密工作方法，不懂得做秘密工作的干部應和做公開工作的干部分開，要有一、二線的區(qū)別”。

毛澤東在求學時期，就懷抱為中國人民求解放的宏偉志向，并努力追尋實現這個理想的道路。他為此批判地研究了有關實現這個理想的中外各種學說思想，同時盡力在自己的行動中從事各種有意義的實踐活動。在五四運動時期，接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后，他不斷克服自己的唯心主義思想，將馬列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逐漸同實際革命斗爭密切結合起來，繼承和發(fā)展了中國近代革命家的雄偉氣魄，在實踐行動和思想理論兩個方面，顯出同樣的膽略，為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尋找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

1918年至1923年初在湖南的革命活動，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起點。他在這個時期的工作，對于中國人民現代的革命事業(yè)，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的結合，有著特別重大的意義，代表了當時我們黨產生的歷史，代表了當時中國工人階級和中國人民的正確革命方向。

毛澤東的早期革命活動，是從領導學生愛國運動、驅逐軍閥運動和人民民主運動、新文化運動開始的，也即是從領導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運動開始的。當完全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他就全身心投入工人運動，領導著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去，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灌輸給工人階級，全心全意為工人群眾的利益而堅決奮斗，喚起了廣大工人群眾的階級覺悟，將他們組織起來，進行了勝利的斗爭，從而為中國革命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在工人運動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的基礎上，他首先在湖南地區(qū)建立了堅強的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