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分不清馬克思主義同無政府主義以及實用主義等的本質(zhì)區(qū)別，毛澤東這時雖然還幻想“呼聲革命”，也主張“多研究些問題”，但這兩種世界觀的斗爭、誰勝誰負的問題，《湘江評論》上已露出端倪，顯示出必然的趨勢，即對封建主義的痛恨，對資本主義的失望，對社會主義的向往。雖然杜威的“實驗主義”，托爾斯泰的“泛勞動論”，克魯泡特金的“社會互助論”，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民主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這個“大雜燴”還色彩繽紛縈繞于腦際，但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階級斗爭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不斷對他起著“東風壓倒西風”的作用。

湖南五四運動的直接繼續(xù)是驅(qū)張運動。毛澤東和新民學會會員積極策動和領(lǐng)導了這個運動。他們藐視張敬堯的專橫殘暴，不為幾萬“北兵”所懾服；他們手無寸鐵，敢于“秀才造反”。3個驅(qū)張代表團成員秘密離開長沙，北上南下東去，毛為首的學會20個左右的會員是3個團的骨干力量，他被推為公民代表團團長，第二次來到北京。時隔一年多，這次的身份不是“卑微的”圖書館小職員，而是為民請命的湖南3000萬人民的代表；不僅出入新華門，還自辦通訊社向全國報紙發(fā)稿?！皬埗静蝗ィ鏌o寧日。”他們使用了種種合法手段進行斗爭，震動了北京政府，造成全國聲勢，使這個皖系軍閥臭名遠揚，終于在南北軍閥對峙形勢消長中，從湖南敗走。他利用第二次在北京停留的機會，進一步學習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jīng)驗，向李大釗等人請教，盡可能找這方面的書籍閱讀，從而思索為改造中國，當前“最急切”、“最重大”的問題。這反映在1921年學會新年會議時提出的三大問題：應以什么做共同目的；采用什么方法達到目的；當前從何著手。1920年初，他在同學會會員信中雖然談到，“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但在《湘江評論》已達到的基礎(chǔ)上，實際上他的思想在快速前進中。

驅(qū)張運動進行時，在上海成立了一個“湖南改造促成會”（隨后遷到長沙），著手研究驅(qū)張之后下一步的行動，提出“湖南自治”的口號和資產(chǎn)階級性質(zhì)的民主政綱，而重點在“廢督”，即如何避免政權(quán)繼續(xù)被軍閥控制。毛澤東到上海后，同陳獨秀討論了這個問題，取得相同的看法：當前中國形勢，總的解決無望，“不能由總處下手”，但可以“由分處下手”。如湖南、廣東這類地方，利用“地方自治”這種口號，脫離北京政府管轄，為推行真正的“民治”，可望造成較好的環(huán)境。在上海停留時，他為此寫了兩篇文章，發(fā)表在《時事新報》上，認為這是湖南“廢去督軍，建設(shè)民治”的絕好機會。關(guān)于地方自治，當年孫中山、梁啟超和不少地方軍閥都曾熱衷宣傳，不過由誰領(lǐng)導，靠誰來辦，要達到何種目的，則各持己見。張敬堯敗走之后，湖南一時呈現(xiàn)一種新的氣象，毛澤東抓住這個有利時機，為湖南自治運動進行了廣泛的活動，利用譚延闿的“順意民情”，發(fā)動一個自下而上的“公民自治運動”，這是同以上3種“地方自治”截然不同的新的民主運動。以此為題，他一連發(fā)表了十幾篇文章，縱論自治運動必須以人民利益為依歸，以全體人民為主體；并且提出“門羅主義”和“湖南共和國”這樣極端的口號，以示脫離北京政府的決心。在這一系列文章中，一方面顯出作者當時存有的某種愿望，推動這種運動，不失為促進“全國總解決”的一種手段，“大組織到底無望，小組織希望無窮”。另一方面，則從國情出發(fā)，認為中國還遠不具備俄國“徹底的總革命”的條件。他透徹分析了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有布爾什維主義，有戰(zhàn)敗時機，有預備，有真正可靠的黨眾（“有列寧百萬黨員”），十之八九的勞動階級起而響應。因此，中國要求得“根本解決”，首先要造主義、造黨，從而喚起勞農(nóng)群眾。這些具有馬克思主義觀點的思想，同頭一年《湘江評論》上的文章對比，可以說起了一種質(zhì)的變化。當時學會有個別會員對這兩個運動不以為然，認為這都是“枝節(jié)問題”，有違學會求“根本改造”的目的。毛澤東認為這兩個運動同改造中國的根本目的并不矛盾，革命者不能坐等條件，這“只是應付目前環(huán)境的權(quán)宜之計，絕非根本主張，我們的主張遠在這些運動之外”。

在推動自治運動的同時，毛澤東更重要的工作在為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建團、建黨做準備。如成立了俄羅斯研究會；組織進步青年去蘇俄留學；尤其是創(chuàng)辦了文化書社，為湖南的新文化運動補課。在這些公開工作之外，他同陳獨秀有直接聯(lián)系，陳獨秀委托他在湖南負責建團和建黨的工作。1920年夏，在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開了5天會，關(guān)于改造中國和世界的方法，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出現(xiàn)革命和改良兩種極端相反的意見。蔡和森為首的多數(shù)，贊成走俄國的道路，立即組織共產(chǎn)黨，并將情況通告國內(nèi)，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毛澤東于12月復信，完全贊同蔡和森的主張。到11月，湖南發(fā)展的第一批團員已達10余人，1921年近40人，是全國團員較多質(zhì)量較好的省份。新民學會經(jīng)過3年的發(fā)展和實際斗爭，1921年新年大會之后，多數(shù)會員贊成馬克思主義和走俄國革命的道路。這樣，在毛澤東的領(lǐng)導下，學會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建立做了最好的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為兩者打下了很好的基礎(chǔ)。學會74個會員中，早期的中共黨員占3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