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過去了，到了周五，我接到媒體打來的一個緊急電話，《華爾街日報》下周一將刊發(fā)我們董事會會議的詳盡報道。《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至少對惠普的兩三個董事進行了采訪。給我打電話的人問我們真的要進行重組嗎？我對此有何評價？

當時我覺得備受侮辱，除非董事會達成一個決定，否則董事會內部的討論都是保密的。誰要是泄了密，就破壞了我和其他董事之間的信任。我記得和康柏合并的前夜也走漏了風聲，當時給公司帶來了巨大的沖擊。我也記得當沃爾特·休利特破壞了彼此的信任，向媒體泄露了公司的留任金和離職金方案時，董事們是多么怒不可遏。誠信是每個商界人士的必備素質，如果不具備這樣的素質，任何董事會或是管理團隊都無法有效運轉。

我當時真的很生氣。不管這是誰做的，他都太自負也太愚蠢了，這就等于把個人利益凌駕于公司利益之上了。也許透露消息的人以為這樣可以向我施壓，迫使我接受他們的改組方案；也許他們并不在乎這樣做會給公司的每個員工以及報道中涉及的高管帶來巨大壓力。這篇文章成了我們和客戶、商業(yè)合作伙伴和在每次管理層會議上都要提起的問題，也成了員工們在茶余飯后閑談的話題，給我們的競爭對手和批評者增加了一個把柄。這篇報道沒有幫助我們提高公司的運營業(yè)績，而是拖了我們的后腿。

更讓我們感到芒刺在背的是，安·利弗莫爾、邁克·溫克勒和我馬上就要去瑞士參加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了。這是每年一屆的高峰論壇，來自世界各地經濟界和政治界的領袖都會出席。這是見到客戶洽談生意的絕佳場合，因為在短短的幾天時間里，你可以見到大量的世界精英。而在論壇剛開幕的時候，《華爾街日報》對我們的報道剛剛在頭版出爐。毫無疑問，惠普的其他高管和我都不得不向世界解釋董事會和我們自己的觀點。這篇報道一面世，就把董事會內部的裂痕公開化了，正是有些董事和同事意見不合，才會選擇向外界公布。

我給董事會成員發(fā)送了電子郵件，告訴他們有人走露了消息。我說作為一名董事，這樣的行為讓人無法接受。在周六上午，我安排進行了董事會的電話會議。在這次電話會議上，我毫不留情，說董事會不應該以這種方式繼續(xù)運作下去，我也不愿意這樣的局面繼續(xù)下去。帕特里西婭·鄧恩當時在印度尼西亞巴厘島度假，不知道發(fā)生了什么。她沒有問過我這次電話會議的情況，不過，后來她和別人說，因為這次會議“一切都改變了”。杰·凱沃斯、迪克·哈克伯恩和湯姆·伯金斯承認《華爾街日報》的女記者曾經找過他們，不過他們都否認和她進行了交談。杰·凱沃斯，更是歷數了一大堆理由來證明不是他泄露的消息。露西·薩爾漢尼說記者也來找過她，不過她馬上就和公司的新聞辦公室聯系了。露西·薩爾漢尼、鮑勃·諾因和拉里·巴比奧都對這一事件表示了震驚和憤慨。他們問我是不是有人在董事會議室安裝了竊聽器？我向他們保證不可能，因為我經常讓公司的保安部對整個會議室進行電子設備檢查。會不會有人撿到了我們會議室里記錄內容的掛板用紙？這也不會，因為每次會后都是我親手將它們用碎紙機銷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