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沒有那樣幼稚。西方的市場經(jīng)濟是多少年多少代社會經(jīng)濟法律關系演化的結果，即便有專家知道當今市場經(jīng)濟是怎樣一回事，也并不一定知道那套經(jīng)濟究竟是如何來的，更不知道怎樣從一個“超級國家公司”（計劃經(jīng)濟）轉向市場經(jīng)濟。中國的辦法就是從自己的實際出發(fā)，哪里走不通了就東看看、西看看，摸索出一個解決方案，再來回做試驗，直到解決問題。事后比較，多數(shù)人認為中國的漸進策略優(yōu)于前蘇聯(lián)的激進策略。

不過這也落下了一個問題。中國的漸進式先易后難，把好改的先改了，留下一些相當難啃的骨頭。更麻煩的地方，是因為易改的改了，經(jīng)濟上收到了成效，人們對還要不要再改革攻堅，就不容易達成共識。畢竟改革前無古人，又不可避免要觸動一些既得利益，“漸進”就變成漸漸不容易推進。誠如我在這本集子里梳理的，早期的改革開放都是逼出來的。譬如幾億種地的農(nóng)民吃不飽飯，不改過不下去，所以包產(chǎn)到戶?，F(xiàn)在因為改革成功，再也難有類似當年那種逼的形式，結果就說改革得多，實際改得少。如果說什么是最大的障礙，我以為還是改革的動力問題。這樣拖來拖去，漸進改革也可能留下很多“半拉子改革工程”，妨礙社會生產(chǎn)力的進一步解放。

“摸著石頭過河”，即使在今天和明天依然有效

《中國青年》：改革的過程中派生了腐敗，在您看來，腐敗和改革賽跑的現(xiàn)象，是人情社會的侵蝕還是因為制度安排的不完善造成的？

周其仁：這的確是個嚴重問題，或許可以說是漸進改革策略還要面對的最大挑戰(zhàn)。

在邏輯上，過去的中央計劃經(jīng)濟體制，其實就是把整個國民經(jīng)濟組織成一個超級國家公司，黨政企不分、權力高度集中。由于運轉不下去，才放權改革。可是在實踐上，放權改革是漸進的：部分過于集中的權力放到了公民個人和普通企業(yè)手里，但是還有相當部分的權力，只是放到了較低級別的、還是黨政企不分的國有企業(yè)、部門政府或地方政府手里，而無論中央的還是地方的政府，又重新集中起一些權力。所有這些權力主體，一起在“市場”里競爭。由于具備了合法強制力的國家權力也“下了?！保瑧{權力設租尋租，就做不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臺面上，人們看到很多中國的政府機構很像“公司”，而不少黨政領導人很像“老板”，同樣在那里爭利逐利，但他們又擁有唯有“公家”才擁有的合法強制力。在臺面之下，權力攪買賣的活動天天包圍著那些看起來很像老板、其實還是官員的干部，腐敗的發(fā)生就不是個別人的道德問題，而是體制轉型中的系統(tǒng)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