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大幕

故事的大幕開始緩緩升起。我們寫信給了斯圖爾特·孟席斯爵士。1939年，他接過“C”[1]的衣缽，成為軍情六處的主管，最后在威爾特郡退休。孟席斯委婉地拒絕了我們的見面請求，但他補充道：“菲爾比乃一介鄙夫?！庇幸馑嫉幕卮?，卻也拋給了我們一個難題：如何找到與這一介鄙夫有交集的軍情六處官員？

培智在普通的參考書中覓得了一絲線索。在《名人錄》中，菲爾比前后的許多人都被打上了“外交部”的印記。培智將這些名字，同外交部官方公布的外交官名單做了比對，結(jié)果卻是一無所獲。

可能的結(jié)果是，這些本來就是情報官員的人在填寫《名人錄》詞條時，擱置了職業(yè)生涯的部分：“為英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边@顯然不能擺在臺面上講。另外一個典型的線索如下面的詞條所示：“1950年至1953年，駐伊斯坦布爾大使館第一安全官。1958年退休?！庇形迥甑臅r間不知所蹤。

大衛(wèi)·列治前去拜會了作家西里爾·康納利。后者曾是《星期日泰晤士報》的書評人，與伯吉斯和麥克萊恩私交甚篤。1953年，他寫了一本有關(guān)二人的書《失蹤的外交官》（The Missing Diplomats）。康納利從玻璃櫥窗內(nèi)拿出了該書的副本，頁邊還標(biāo)注了信息來源。他對自己卷入的這場新聞追逐戰(zhàn)并無不悅。我們通閱了所有涉及戰(zhàn)時海外間諜活動（軍情六處）和國內(nèi)反間諜活動（軍情五處）的文學(xué)作品。

我們開始撥打電話。很多人接通后會說：“對不起，受《保密法》所限，無可奉告。”爾后便掛掉了電話。也有些人會和你大談特談，不過大多是些無關(guān)之事，比如：為特別行動處（SOE）炸斷橋梁，或是替軍情五處在干草垛里找德國佬。

當(dāng)時的菲爾比，是軍情六處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他在前印度軍隊警察和情報輸出之間建立了橋梁。凡是見過他的人，大多對他迷人的結(jié)巴難以忘懷。另一些掌握“近況”的人，只愿說個大概。常常有記者跑了一天卻顆粒無收，對于他們表示抱歉和失望的措辭我已是習(xí)以為常。

我們意識到無法從戰(zhàn)后時期獲得所需，除非探得一些內(nèi)幕。在訪談結(jié)束時，我們常常會詢問“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或“菲爾比都做了什么”之類的問題。接下來，我們對受訪者的訪問添油加醋，反正法庭才是需要我們準(zhǔn)確信息的地方。信息少得可憐，部分得到證實，部分卻被否認，有些甚至僅是一些暗示。但帶著支離破碎的信息，我們做了下一個采訪，不想竟有額外的收獲。手中的信息也開始向周遭輻射。殘留信息在不斷地匯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