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生的復印工作讓人滿意。我們最終沒能取得審訊的準入權。一名原告的律師對我說，他曾就此事與法官對話。法官也希望授予我們準入權，只是擔心麥道公司會因此上訴，并利用判決將它排除在本案之外。這些事無疑會推遲相關方面達成賠償協(xié)議?！皳Q作是我，也會做出相同的決定，”律師說，“我們的第一要務是對委托人負責?！毙疫\的是，我們私下里拿到的文件，僅僅造成了真理和司法學者的沖突。

1975年5月，麥道、通用動力和土耳其航空最終做出讓步。幾經磨難之后，1 122位索賠人分別代表346名遇難者中的340人，總共分得了6 200萬美元的賠償。專家和技術領域的資深律師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連同美國司法體系，給予了無辜者一個對抗行業(yè)巨頭和經濟利益的機會。這與英國的反應停災難以及數以千計受害者的不公正待遇，形成了鮮明對比。

然而，瑪麗·霍普尋求的真相又在何處？盡管我們幾經努力，錯誤記錄的謎團依舊沒能得到釋疑。即便在更為開放的美國社會，新聞調查工作還是存有界限。

最可能的假設是，事情出在1972年底的交付使用上。同年9月，土耳其航空訂購了三架DC-10。出于大批土耳其工人將從西歐返鄉(xiāng)的考慮，他們要求在圣誕節(jié)前拿到其中的兩架。（另外，土耳其和希臘之間尚醞釀著塞浦路斯問題，他們似乎想借此發(fā)展軍事用途。）為了盡快滿足交付需要，麥道公司中必須有人填補記錄空白，使之即刻生效。

可惜的是，庭外和解協(xié)議打破了希望。我們原本計劃檢驗上述假設。然而，個人責任最終被置于企業(yè)的庇護之下。我們不能責備受害家庭的決定?？紤]到一些原告的經濟實力以及業(yè)已披露出來的真相，霍普也就此作罷。

一名知名藥劑師的遺孀曾致信尋求我的建議：“我對賠償不感興趣。我極盡所能提出訴訟，只是期望獲得真相?！辈还軐λ€是其他受害者來說，這都是難以承受的負擔。政治和輿論理應承擔更為廣泛的責任。

我們出版了保羅·艾迪、伊萊恩·波特和布魯斯·培智合著的作品《注定的災難》（Destination Disaster）?！缎瞧谌仗┪钍繄蟆穼Υ诉M行了連載，報道也在多家美國報紙上同時發(fā)表。不日，我就把該書的副本，連同一份《星期日泰晤士報》領導人的請愿，分發(fā)給了每位美國國會議員，以求重啟“29號飛船”的調查。

美國國會也隨即做出了反應。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成為獨立機構；1975年7月，聯(lián)邦航空管理局下令制造商和航空公司改造包括波音747、1011和DC-10機型在內的所有大型噴氣式客機，從而避免地板的災難性塌陷。工程大約耗資6 000萬美元。

然而，之后芝加哥又發(fā)生了一起DC-10空難，一臺發(fā)動機的脫落導致控制線路和通信系統(tǒng)中斷。這樣的事情在波音747上絕無可能發(fā)生。

我們調查的目的是弄清競爭壓力下的安全風險。畢竟三家互為對手的大型噴氣式客機企業(yè)是在競爭中誕生的。另外，聯(lián)邦航空管理局扮演的角色依舊模棱兩可。鑒于西方的客機多為美國血統(tǒng)，這些問題具有全球性意義。除了聯(lián)邦法規(guī)要求和普遍高超的技術工藝外，美國特有的對人權和產權的強調以及對信息自由流動價值的認同，讓人更加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