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含義不定的名詞，帶有一定的欺騙性，因為“我”的敘述像是在純粹的坦白。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說中指涉不定的敘事者，和納博科夫（Nabokov）、博爾赫斯（Borges）、卡爾維諾（Calvino）、約翰· 巴斯（John Barth）、菲利普· 羅斯（Philip Roth）作品中自戀的故事講述者總是在和讀者玩游戲，讀者通常被當作游戲的另一方，因而無法把握作者暗藏在第一人稱中的所有含義。

——理查德·伍德沃德（Richard Woodward）

眾所周知，在文學中，自傳并非完全是客觀事實的陳述。對于作者來說，試圖掩飾某些事件或夸張的故事是情有可原的，況且我們偶爾都會說幾句善意的謊言并對那些不值得稱道的細節(jié)避而不談。然而，照相機（一個深入進行自我分析的有效工具）可不像筆頭那么“寬容”，因為攝影依然被多數(shù)人認為是“真實”的反映者?？梢哉f，那些揭示了私人生活或自白式的自拍照滿足了人們對于“真實性”的期待。

這種期待或多或少是出于我們對某些拍攝模式的熟悉。許多自拍照運用了一種日記式風格，在美學上采用隨意的家庭快照或報道攝影中的抓拍方式。盡管照片很大程度上是被

虛構(gòu)和設計出來的，但它們?nèi)匀蛔屛覀兿嘈艛z影是一種“證據(jù)”。美國攝影師拉里·克拉克（Larry Clark，1943 ～ ）和南·戈爾?。∟an Goldin，1953 ～ ）的重要貢獻在于他們將一種隨意的日記式影像風格發(fā)展為正統(tǒng)的藝術(shù)形式。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兩位攝影師拍攝了大量極為個人化的私密的肖像照，照片刻畫了其周圍的一群人，一群勇敢地過著伯希米亞式生活的男人和女人，這些影像照片同時也成為了那個時代的重要記錄。從這些照片可以看出，攝影師的朋友們是如何代替了本該出現(xiàn)在自傳式“相簿”中的攝影師的家人們。

家庭自拍照的隨意性一直以來都受到業(yè)余攝影師的青睞。“克羅默的收藏展”（Cromer’s Collection，紐約州羅切斯特的喬治·伊斯曼攝影博物館館藏展）展出了大量用達蓋爾銀版法拍攝的照片，這些照片是攝影術(shù)發(fā)明之后由佚名攝影愛好者拍攝的，帶有輕松和隨意的味道，這些照片很好地證明了在攝影誕生之初，攝影師就有了在熟悉與“平常”的環(huán)境中拍攝人物的沖動。其中一張照片，主人公正在與一個穿著拖鞋、驚訝地躲避著鏡頭的女人下象棋；另一張照片中的人物被展示在簡易的木框里，與19 世紀中期肖像照片精美華麗的相框不同，這些照片所流露出的日常生活的隨意性，與過程繁復的銀版照片的正統(tǒng)風格形成了對比。

如同日本“私小說”（以描寫自我情感與心境為主的文學體裁），許多自拍照在攝影語言上也是自白式的，對情感的表露通常直接而真切。在冰冷的機器前袒露靈魂并非難事；你可以毫無保留地宣泄情感且只需對自己和沒有生命力的相機負責。對于那些希望將私人情感公開化的人來說，網(wǎng)絡是一個表達自我、引發(fā)共鳴的平臺。照片在網(wǎng)絡上已成為共享資源，或許正因如此，虛擬空間有助于我們對日記的概念形成新的理解。雖然便攜相機使拍照變得快捷容易，照片也可免費在網(wǎng)絡上傳播并即時共享，但需切記，與自傳寫作一樣，拍照的過程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攝影師只呈現(xiàn)他希望呈現(xiàn)或他所接受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