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指出，官員的腐敗肯定造成了“以吏為師”的中國社會的失范，加劇了以權謀私的泛濫。但以權謀私絕對不限于行政權力。普通人利用自己的職業(yè)權力謀取金錢或其他利益的情況顯然對誰都不生疏。許多人抨擊行政權力的腐敗，但并不妨礙自己也在從事各種職業(yè)權力和社會關系能及的交換和尋租。我們不能不說，這是腐敗在中國更深和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基礎。不過，從影響社會收入和財富分配的規(guī)模量級來說，能和行政權力相提并論的，只有資本權力。

資本就是要盈利，企業(yè)就是要賺錢，這本來無可非議。但是，不僅權錢交易中權力必須與資本合謀才能成事，而且資本自身在利潤面前踐踏法律的沖動，也有絕不可低估的能量。因為資本隨著規(guī)模上升，在其勢力范圍內也是一種壟斷性的支配權力。和行政權力的私用類似，資本權力為實現超常的財富積累也有三種普遍的違法謀私途徑。

一是規(guī)避和破壞勞工的保護法、安全法、質量法和環(huán)境法等各類相關法律，依靠資本對相關人員和程序的支配權力，弄虛作假，違法亂紀，通過成本的外移來取得超額利潤的分配。黑磚窯、黑煤窯和大量食品與環(huán)境重大違法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二是通過主動出擊的公關和行賄來取得特殊的商業(yè)利益和壟斷收益。這是權錢交易的另一端。對資本來說，錢權交易只是成本支出，更大的財富分配需要在這里兌現。因此，盡管人們關注的往往只是行政權力的腐敗，但實際造成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天平傾向的一端是資本。

三是通過資本的支配權力來做假賬偷稅和逃稅，實現財富快速積累。這里有兩個情況可以透視其財富轉移的規(guī)模。其一，中國以數萬億元計的隱形收入，應該幾乎全部出自資本掌控的企業(yè)部門。須知即使是權錢交易的賄款，既不會出自政府，也極少出自居民的稅后收入，而需要由資本從企業(yè)支付。所以，中國有太多享有優(yōu)勢資源的居民，其實際收入遠遠高于其名義收入。其二，除了少量大型國有企業(yè)和多元股份制上市公司受制于體制因素外，中國大部分上市公司很少分紅。至于未上市的千千萬萬以自然人為股東的有限責任公司，絕大部分甚至基本從來不分紅。和世界上的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不同，中國居民部門得到的名義股權分紅即股息或紅利極低，乃至可以忽略不計。這當然不是因為作為股權投資者的富裕居民把公司都辦成了永遠不分紅的慈善組織，而是資本在中國國情下找到了成本更低的分紅辦法。

權力轉化為資本，資本與權力合謀或獨謀為追逐超額和壟斷利潤而踐踏法律，回避這個每天都在大規(guī)模發(fā)生、也是以萬億計的財富再分配，顯然根本不可能縮小貧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