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這個人和他這一部書，對加強中印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和互相學習、互相了解已經起了而且還將繼續(xù)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玄奘的大名，在印度幾乎是婦孺皆知、家喻戶曉。正如我寫到的：他已經成了中印友好的化身。至于《大唐西域記》這一部書，早已經成了研究印度歷史、哲學史、宗教史、文學史等等的瑰寶。

看過榕樹的人都知道，從樹干上長出一些樹根，下垂至地，又在地中生根，然后長成一棵樹，又在自己的干上長出細根，下垂至地，如此循環(huán)往復，一棵榕樹能長出成百棵榕樹，甚至讓人摸不清究竟哪一棵樹是初原的樹，哪一些樹是派生的樹。只有這樣生長的榕樹，才能在一棵樹下蔭覆五百輛車而有余。在榕樹這里，根干與枝葉互為因果，難解難分。用這樣的榕樹來比喻作為根干的印度佛法與作為枝葉的東夏佛法之間互為因果的關系，難道不是一個非常聰明、含義又非常深刻的比喻嗎？

我們不是也關心中國人同印度人的思維方式、心理狀態(tài)等的區(qū)別空間何在的問題嗎？《含光傳?系》對于這個問題提出了下面的意見：“蓋東人之敏利，何以知耶？秦人好略，驗其言少而解多也。西域之人淳樸，何以知乎？天竺好繁，證其言重而后悟也。由是觀之，西域之人利在乎念性，東人利在乎解性也。”這一段話的意思就是說，中國人敏利，言少而解多；印度人淳樸而好繁。最早的佛經，連篇累牘，動輒數十萬甚至數百萬言，同樣的話能一字不移地一再重復，因此說“言重”。我猜想，佛典產生在發(fā)明文字之前，師徒口耳相傳，為了加強記憶，才采用了重復的辦法，否則實在難在理解。

我們講“文化交流”，其中“交”字是關鍵。既然說“交”，就不會是向一個方向流，形成了所謂one-way traffic，而是相向地流，這才是真正的“交流”。一方的新東西、新思想、新科技等等流向另一方。另一方的新東西、新思想、新交流、新科技等等也流向這一方。有時候，流過來的東西，經過這一方的改造、加工、發(fā)展、提高，又流了回去。如此循環(huán)往復，無休無止，一步比一步提高，從而促進了人類文化的發(fā)展，以及人類社會的進步。這種流出去又流回來的現象，我稱之為“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