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是否“選擇性寬容”。有人說我是“選擇性寬容”，其實不是。我反對法國大革命時期殺路易十六，殺瑪麗·安托瓦內特；我反對伊拉克殺已經束手就擒的薩達姆；我反對革命年代的中國殺地主，殺資本家，殺知識分子，殺反動派，殺林昭，殺馬燕秦，殺楊佳。我反對一切形式的針對人的殺戮，即使是“合法的殺戮”。

其四，如何站在被害者的角度上考慮問題。是的，大眾需要正義，但他們要求的正義是否與被害者一家所要求的完全吻合？當大家拼命喊殺，甚至要求絕不和解的時候，是不是形成了另一種干預，除了干預法庭，也在干預張妙一家人的選擇？假如張妙的家人選擇刑事和解，會不會被公眾視為一種對正義的背叛？這種群情激奮、全民審判是不是也有另一種傾向，也就是把張妙的家人逼到另一種意義上的絕路。如果藥家鑫不死，他們就失敗了。有人甚至說，張家的孩子絕不能用藥家的錢，“如果用了那用命換來的錢，孩子長大后心會安嗎”？照此邏輯，所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都將陷受害一方于不義。

簡單的復仇并不能真正幫到張藥的家人。我認為此時更負責的做法是促成張藥兩家適度和解（當然決定權在張家），不要讓張家活在仇恨的傷痛里，也不要讓張家為背負匡扶正義的民意壓力而一無所得。殺了藥家鑫，不過是讓主張殺他的人獲得“天堂五分鐘”的快感?？梢钥吹靡姷慕Y果是，在一個孩子失去媽媽以后，另一位母親又失去兒子，兩家永無和解之日。而斷頭臺下觀眾什么也未失去，還自以為是正義的化身。

其五，政府尤其需要反思。我認為群情激奮的背后，最應反思的是政府。為什么“軍二代”、“官二代”能夠激起那么多的憤怒？意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說過，刑罰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罰的殘酷性，而在于刑罰的不可避免性。當惡人常常得不到應有的懲罰，民怨越積越深，無論是社會，還是政府，為此付出的成本只會越來越高。在此意義上，針對“軍二代”藥家鑫的群體討伐，是網民對不公正社會的一次示威。

這些天，我看到不少原來認識的朋友寫文章在罵我，甚至有人要求我懺悔。前幾天讀到一條新聞，“遼寧省鞍山市14日發(fā)生一起致10人死亡的惡性殺人案”，緊接著又看見一篇回應我的文章，標題竟是“仇恨是我們僅有的權利”。作者認定我參與討論是“秉承主子意圖”，是出于維穩(wěn)的需要。一個人如果想栽贓你，解釋其實是無用的，此前也有人認定我收了藥家的錢。對于類似污蔑我并不關心。我關心的是，為了各自的理由，除了下跪，就是舉刀，這是一個怎樣的社會？是否還有中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