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現(xiàn)在，從總體上看，精英仍是迷惘的。時至今日，中國的政治精英本可以是非常幸運的一群，現(xiàn)有體制已積累足夠多的惡例，他們只要稍微做點事（比如在任內(nèi)廢除千夫所指的勞教制度、建立民心所向的官員財產(chǎn)公開制度），便足以讓他們因此建功立業(yè)，留下不朽的名聲。遺憾的是，在最近這些年，無雨點亦無雷聲，許多人雖然身居高位，卻并沒有珍惜歷史給予他們的機會。至于社會精英，他們當中不乏有心推動社會建設甚至政治變革者，但又不得不在現(xiàn)實的羈絆下躊躇不前——就像河南企業(yè)家曹天所遭遇的困境一樣，當他宣布競選鄭州市長，得到的教訓是他的企業(yè)很快被當?shù)囟悇詹块T罰稅三四千萬。

自由與責任

荷馬說，“當一個人成為奴隸時，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對此，阿諾德補充說，“當他想擺脫這種奴隸狀態(tài)時，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人被奴役的時候會失去自己的美德，人爭取解放的時候也會失去自己的美德，如此一針見血的對比著實讓人贊嘆。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一個人在被壓迫時卑躬屈膝，喪失人格，而一旦有力量解放自己時，又變得飛揚跋扈，傷及同類？

從概念上說，它關(guān)系到對自由與權(quán)利的理解。托克維爾曾經(jīng)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嘲笑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法國人“似乎熱愛自由，其實只是仇恨主子”，也正是因為仇恨大于自由，法國大革命最終血流成河。反抗與仇恨都不等于自由，自由是一種普遍權(quán)利，真正的革命不是為了奴役別人，更不是為了殺戮，而是為了建立起一種持久的自由秩序，以便讓所有人能夠在這種秩序中平等地生活。

從政治上說，它關(guān)系到對強力的約束。沒有誰甘愿受人壓迫，一個人被另一個人奴役，不是因為這個人強而另一個人弱，而是因為那里奉行暴力邏輯，強者的力量未能得到約束。在此前提下，弱者不得不屈從于強者。同理，只要這種暴力邏輯不被打破，當有朝一日強者轉(zhuǎn)弱，弱者轉(zhuǎn)強，類似恃強凌弱的悲劇仍會再次上演。暴力的方向發(fā)生了轉(zhuǎn)變，但是暴力的結(jié)構(gòu)并沒有變化。如阿諾德所揭示的，在暴力的施與受的雙重進程中，人類幾乎失去了全部的美德。

從歷史上說，中國人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太多“以反抗始，以悲劇終”的革命或者反抗。如果革命的目的不是為了自由，而只是為了反抗或者解放本身，就意味著革命不但沒有建立起新的秩序，也沒有真正建立起新的價值。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哭”，不革命，百姓苦，革命，百姓甚至更苦。當革命因?qū)Ρ┝Φ拿孕哦鴽_出應有的邊界，否定人的意義本身，革命不僅毀壞了過去的文明，也迷失了未來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