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經不起推敲的是“政府為公”的假設。希臘政府破產，多個歐洲國家陷入債務泥潭，如果真的是在追求公眾利益，就不應該有債務危機。根據正統(tǒng)的凱恩斯主義的說法，在經濟蕭條時，政府減稅和增加開支以刺激需求，財政赤字和政府負債因此而上升；當經濟轉入繁榮時，財政政策反向操作，政府增加稅收和削減開支，財政會出現盈余。繁榮期的盈余抵銷蕭條期的赤字，在一個完整的經濟周期上，可實現財政預算的平衡。理論上聽起來完美無瑕，可為什么在實際執(zhí)行中，各國政府都是負債累累而鮮有盈余呢？原因正是政府的自利動機。減稅和增加政府開支，如福利、補貼和投資等，對選民有實惠，有助于撈到選票，政客樂此不疲。加稅和減少財政開支卻是不討好的事，即使經濟形勢好轉，也沒有人愿意為長期的預算平衡而得罪選民，在政客們的眼里，自己今天的官位遠比國家的未來重要得多。

如果保持邏輯的一致性，假定政府也具有“動物精神”，從上一節(jié)的討論可知，較之個人的“動物精神”，政府的“動物精神”可以給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個人的非理性沖動是局部的，受到其他市場參與者的制約；個人必須承擔自己決策失誤的后果，也就是面臨著“預算硬約束”。中央銀行在決定貨幣政策時，既沒有制衡，也不必對政策后果負責，即“預算軟約束”，決策者們的“動物精神”隨著貨幣政策散布到經濟的各個角落，形成系統(tǒng)性風險。在一致性假設下比較個人與政府的“動物精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結論不再成立，為了減少經濟的波動，公眾應該立法規(guī)范貨幣政策，限制甚至禁止“相機抉擇”式的政策干預。中央銀行更應該像是一個規(guī)則的執(zhí)行者，而不是現在這樣的政策制定者。至于貨幣政策規(guī)則應該是什么，泰勒法則還是弗里德曼的固定增長率，基本上是一個實證問題，理論很難提供先驗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