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覺莫言張志忠

最早遇到莫言，是在107路電車上。一大早起來，便下了汽車換電車，趕往西直門招待所，去參加有關(guān)方面召開的一個小型的軍事文學創(chuàng)作會議。電車上三個雄赳赳氣昂昂的少壯派軍人正在大侃文學，主侃的是一位眉清目秀、渾身透著機靈勁兒的少年才子——此先我已經(jīng)研究過莫言的作品，又知道莫言也是與會者，又從他們的談吐中猜出他們是軍藝文學系的學員，我便在心中斷定——這便是莫言，在作品中才氣縱橫的他，自然從頭頂?shù)侥_后跟都透著聰明氣、才子氣方是。時為1985年冬，《透明的紅蘿卜》《金發(fā)嬰兒》和《球狀閃電》等問世不久。

說來罪過。開會時一介紹，方知我眼中的“莫言”是何繼青，另一位軍事文學新秀，其聰明和機靈不假，以當過偵察排長為證，現(xiàn)今仍在南國廣州為“特區(qū)軍旅文學”的繁榮爬方格；莫言呢，驗明正身，乃是無法從他那自詡為“獰猙而白皙的長臉”上讀出“紅蘿卜”的玲瓏剔透、色澤斑斕來，恰恰相反，他那瞇縫的細眼和手捧發(fā)言稿一二三四五地念他關(guān)于戰(zhàn)爭文學的條條框框的姿態(tài)，倒顯得質(zhì)樸乃至木訥。具體講什么有些記不清，似乎是說他要寫絕對主觀的戰(zhàn)爭，但他那咬文嚼字的認真相給我以很深的印象。

是的，莫言是老實忠厚之人。上一年年底，《太原日報》的編輯小安到北京組稿，請幾個青年作家吃飯。目標當然很明確，聯(lián)絡感情，拉一些稿子，但這種規(guī)格在今天已經(jīng)很低很低，游山玩水辦筆會，或者許以一筆獎金，都是司空見慣的。但莫言坐在那里卻異常認真，主動地詢問約稿情況和交稿時間，用市井語言說，就是自己給自己上套子。結(jié)果呢，小安人還未回到太原，莫言的稿件已經(jīng)飛到他的辦公桌上等著他了。

現(xiàn)在的學生難教，作家班的學生就更難教。晚上寫作開夜車，早晨便做夢鄉(xiāng)人，若是覺得老師講得不中聽，也可以讓老師對著一排排空座位發(fā)呆。每逢這個時候，莫言就成了對付學生的一張牌，講莫言當年在文學系讀書從不遲到從不缺課卻一點兒不耽誤他成名成家，恰恰相反他是把所學用在所寫上云云。我未曾目睹過莫言的這一段好時光，但卻得到那些親身經(jīng)歷其事的許多人的證實，而不是為了誘惑當今的夜游神改惡從善的口頭文學。

莫言的規(guī)矩本分，我以為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父親管束的結(jié)果。他的父親修身齊家，管教子女甚嚴，是否由此而及于治國平天下未可知，但卻實實在在贏得鄉(xiāng)村人的敬重，說他身上有“虎毛”，無言而自威。如果說，《爆炸》中父親打已經(jīng)成年的兒子的那驚天動地的一個巴掌，是“虎老雄風在”，仍然令兒子感到震懾，那么，《紅高粱》中的“土匪種”父親豆官，則被作家的叛父嘲父意識所支配——在現(xiàn)實中，父親與兒子永遠是成年人與孩子的關(guān)系，命里注定，不可抗拒；在報復的幻想中，卻可以把父親也還原為兒童，讓他也出乖露丑，還被狗咬掉一只卵子，多么不堪其辱呵。

關(guān)于《紅高粱》的這段話純屬我的臆測，現(xiàn)實中的莫言對父親的深情愛戴卻是切切實實的。那年秋天從家鄉(xiāng)回京，他帶著幾分神秘感地講起來：為了拍電影《紅高粱》，張藝謀帶著劇組到山東高密去，還投入資金種了幾百畝高粱，可是，卻偏偏遇上天旱，高粱長得蔫里蔫氣，打不起精神來，撒了化肥，不下雨也白搭。莫言的父親卻充滿自信地告訴他們，他已經(jīng)給老天爺燒香了，必定有雨。果然，是夜大雨滂沱，第二天，那無邊的高粱就都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