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人總是寧可相信常識相信理性，而不愿意相信大而無當?shù)呐ＦぁＭ醴Q這種牛皮癖為“極端體驗”——恰如唐朝崇拜李白至極的李赤之喜歡往糞坑里跳。救出來還要跳，最后喪了命。王說：“我這個庸人又有種見解，太平年月比亂世要好。這兩種時代的區(qū)別比新鮮空氣與臭屎之間的區(qū)別還要大?！彼尤贿@樣俗話俗說，蒙為他捏一把汗。他的一篇文章題目為《救世情結(jié)與白日夢》，對“瞎浪漫”“意淫全世界”說了很不客氣的話。這里插一句：王的親人摯友稱他為“浪漫騎士”，其實他是很反對“瞎浪漫”的，他的觀點其實是非浪漫的。當某一種“瞎浪漫”的語言氛圍成了氣候成了“現(xiàn)實”以后，一個敢于直面人生直面現(xiàn)實講常識講邏輯的人反而顯得特立獨行，乃至相當“浪漫”相當“不現(xiàn)實”了。是的，當林彪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的時候，如果你說不是，那就不僅是浪漫而且是提著腦袋冒險了。當1958年畝產(chǎn)八十萬斤紅薯的任務勢如破竹地壓下來的時候，一個生產(chǎn)隊長提出他這個隊的指標是畝產(chǎn)三千斤，他也就成了浪漫騎士乃至金剛烈士了。

王提到蕭伯納劇本中的一個年輕角色，說這個活寶什么專長都沒有，但是自稱能夠“明辨是非”。王說：“我年輕時所見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淺（且不說是荒謬）的原則，就以為無所不知，對世界妄加判斷……”王說他下了決心，無論如何不要做一個什么學問都沒有但是專門“明辨是非”的人。說得何等好！不下工夫去做認知判斷，卻能不費吹灰之力地去做價值判斷，小說還沒有逐字逐句讀完，就抓住片言只語把這個小說家貶得一文不值，就意氣用事地臭罵，或者就神呀圣呀地捧，這種文風學風是何等荒唐，又何等流行呀！

（這種情況的發(fā)生，與特定歷史條件下“明辨是非”的賭博性有關(guān)，明辨完了，就要站隊，隊站對了終生受用無窮，隊站錯了不知道倒多大霉乃至倒一輩子霉。這種明辨是非的刺激性與吸引力還與中國的文化的泛道德化傳統(tǒng)有關(guān)，德育第一，選拔人才也是以德為主。王指出，國人在對待文學藝術(shù)及其他人文領(lǐng)域的問題時用的是雙重標準，對外國人用的是科學與藝術(shù)的標準，而對國人，用的是單一的道德標準。單一道德標準使許多人無法說話，因為誰也不愿意出言不同不妥就背上不道德的惡名。蒙認為我們從來重視的是價值判斷而不是知識積累，價值判斷出大效益，而知識積累只能杯水車薪地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