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批評“痞子文學”的人又有幾個讀懂了王朔？判斷文學作品的依據(jù)只能是作品而不是作家的宣言。王朔他們是太痛恨那種偽道德偽崇高偽姿態(tài)了，他們繼承了中國文人的某種佯狂的傳統(tǒng)，故意用糟踐自己、糟踐文學的方法——這樣比較安全——來說出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難道他們的作品里除了痞子還是痞子嗎？難道他們的小說里沒有道出小人物的辛酸與不平之氣？難道痞子就沒有可以同情與需要理解之處？對痞子一筆抹殺，難道不也是太缺乏人文精神太專制也太教條了么？

還有一種虛假的與嚇人的假前提。如果我們的作家都像王朔一樣那怎么辦？當然不行。王朔只是一個作家，他遠遠不是作家的樣板或最高標桿。要求作家人人成為樣板，其結(jié)果只能是消滅大部分作家。反過來，我們的作家都像魯迅一樣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見得。文壇上有一個魯迅那是非常偉大的事，如果有五十個魯迅呢？我的天！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這么多寫家這么多出版物，怎么能夠以為肯定或基本肯定就是要求向之看齊呢？中國人都成了孔夫子或者都成了阿Q，那是同樣的可怕，同樣的不可思議。都成了王朔固然不好，都成了批評王朔的某教授，就更糟糕，連起碼的幽默感都沒有，還能有什么人文精神？這樣提出問題本身就是潛意識中的文化專制主義。

7.其實如果我們的青年評論家鐘情于半是來自歐洲主流文化、半是來自自身的覺醒與思索的所謂人文精神，他們碰到的困難很難說是拜金主義。拜金主義雖然也用了“主義”二字，但它顯然是形而下得多的東西，它與人文精神不處于同一個層面上，構(gòu)不成對立關(guān)系。拜金主義反映的是一種精神的貧乏，世界觀、人生觀、理想、信念、價值標準的貧乏。拜金主義者更多的是靠相當原始的逐利本能做事。他們當中一些有一定文化教養(yǎng)的人，在達到一定的成功以后，往往表現(xiàn)出一種精神和文化的饑渴，一種在精神文化的層面也有所作為有所表現(xiàn)的愿望。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從這個意義上說，企業(yè)“天生”地有支持文化事業(yè)的傾向。從主要方面來看，經(jīng)濟的發(fā)達有利于精神文化事業(yè)而不是相反，除非我們把精神文化搞成脫離生活的斷線風箏，把貧困、苦行、禁欲與時刻準備凜然就死作為精神文化的不二標志。